现在寄信本地寄的价格四分钱，外地要八分，挂号信收费会高一点，而且还有特殊的要求，不超过两页一个价，超过两页，不好意思，你需要加钱。

    刘一民的稿子写到了四万五千字，远远地超过了两页的限制。

    “总共6毛钱，邮票在这儿自己贴，来，我先把你的稿子再装订一下。对了，小同志，你的小说叫什么名字？”

    “《驴得水》！”

    “写驴的？现在‘人’都写不过来，你怎么还专门给‘驴’写小说。最近《人民文艺》《燕京文艺》的杂志我都看了，写‘驴’不行，你得写点十年期间受苦受难的事情。”

    邮局的工作人员一边给刘一民装订，一边劝道。

    工作人员说的是伤痕文学，自从77年10月刘新武《班主任》发表之后，整个文学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伤痕文学作品。甚至出现了一种现象，只要作品带点“伤痕”，被过稿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我对‘驴’有信心，您喜欢看十年间受苦受难的事情？”

    “我是工人，对这些倒也不是喜欢，杂志上现在都是这种。”邮局的工作人员指了指旁边的几本杂志说道。

    这是一个对作家和纯文学作品来说最好的时代，大家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读书看报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消遣。不仅知识分子读书看报，工人也看，农村也会有人读报。作家地位日渐高涨，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人人喊打的时候。

    稿费看着不高，但是在这个时代却算是相当高的标准，大部分作家靠着稿费都能过的不错。极少数会跟路遥一样，即使拿着不菲的稿酬，依然过得穷困潦倒，甚至最后去燕京领奖的路费都没有。

    《人民文艺》和《燕京文艺》刚复刊，杂志的销量一期高过一期，跟作品的质量有关系，但要说是决定性的，那还真不一定。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还真没有多少能够让后世不断地提及阅读、反复揣摩的。

    “同志，再见！”刘一民笑着摆了摆手。

    “再见，希望在下一期的杂志上看到你的‘驴’。”

    刘一民走后很久，工作人员一边整理包裹，一边思考这‘驴’到底是怎么写的，“驴“又有什么好写的。

    “老张，你说会有人专门为‘驴’写一篇小说吗？”

    “想那么多干嘛？你又不是作家，你能知道作家心里咋想的？赶紧干活吧！”接着老张放下了手里面的活，若有所思地说道：“不过，要是咱们公社真能出现一名作家，那可是全公社乃至全县的大喜事。”

    刘一民走出邮局，推着自行车来到街上，路面都是土路，一下雨变成了“水泥路”。尘土在脚尖荡起，不多时裤腿上就沾满了黄土。

    街道两边的行人穿着格外的统一，不是蓝色就是黄色粗布衣服，夹杂着军绿色的军装，大部分人的衣服上都打满了补丁。脸上脏兮兮的，黑色的汗液在额头滑出一道明显的痕迹。刘一民看着这一幕，脸上有点恍惚。

    一个问题他一直搞不懂，自己怎么就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