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和朱雄英耳朵里，效果完全不同。在朱标看来，自始皇以来，王朝历经千年。乡绅地主一直是古代税收中的核心中间角色。

因为朝廷的税收变化，朝廷不可能一个村一个村的传达给村民，这就需要乡绅地主，替官府宣传税收政策，比如说现在税是多少，有几种税，你们家三亩地，应该交多少。或者是你们家六口人，应该交多少。

同理，收税的时候，也没有官吏去一家家的收税，而是这些乡绅将全村收齐的税粮、银两汇总起来，统一再交给官府。

这样一来呢，乡绅就会有很大的空子可以钻，比如我家有两千亩地，但我就报八百亩，什么？官府来查怎么办？我把这余下的一千二百亩转嫁给这些村民身上不就行了，他们人多，苦一苦，就多收两千四百亩的税吧！

多出来的这些？我跟县官老爷五五一分，岂不美哉。

这种方式虽然说是有弊端，但已经是封建社会下的最优选择了，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有的县城离村子还有好几天的山路，官吏去收税，收完了运出来，在统一运到国库，估计十石粮食，能剩下三石，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你说古今这么多的贤明君主，他们能不知道这些乡绅在谎报？

肯定会有人知道，知道了却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皇权不是不能下乡，而是下乡的成本太高了，得不偿失了。

这些乡绅吃点儿就吃点儿吧，总不能让人白干活不是。

所以，在朱标的视角来看，加强基层的控制，让皇权下乡这件事儿，可比什么摊丁入亩难的多多了，这事儿在封建帝王手里干，就和自掘坟墓差不多，属于是这皇帝不想干了的操作。

摊丁入亩之下，这些乡绅依然有操作空间，就比如后世‘万国来chao’的大清，在摊丁入亩之后，通过隐瞒土地、加码征收、转嫁税赋等老手段，还是能变成乡绅少缴税，甚至不缴税。

加上清廷的统治者过于无能，就连中规中矩的皇帝都成为明君了，昏君都被夸成了圣君了。到了中后期之后，成为了‘富者田连阡陌而税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税重’的现象。

所以，摊丁入亩看似是减轻了税收，维护了统治，但本质上还是离不开乡绅地主。

而朱雄英的视角来看，皇权要下乡，这应该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不将这群人给打倒，大明将来还会有覆灭的危险，因为底层依旧在受苦，他们依旧没有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

那这件事儿要怎么做呢？难，很难，非常难！

于是朱雄英说道：“皇爷爷，加强基层控制力，让皇权下乡，不是一朝一夕，下个圣旨就能完成的事儿，如何能够不引起民间动荡，还能把这事儿办好，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

朱元璋自然是知道，他点了点头，说道：“咱知道这事儿急不得，这事儿，可能咱是做不完，你爹这辈可能也做不完，大孙，你这辈儿，一定能做完！”

朱雄英一时间没有回话，因为在他认为，可能很快这事儿就能做完，大明能实现皇权下乡，靠的不是兵有多广、船有多利、炮有多大。

而是靠着路能修多块、文化传播有多快，古代没有形成皇权下乡不是主观原因导致的，而是客观原因导致的，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一定就搞皇权下乡了。

道路可以增加村镇县的联系，如果一个县城的人，他骑着马，半天或者一天，就能到达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那将大大的减少基层治理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全国搞基建了，他们会觉得权利流逝的原因。

要是每个村子中，有三成的民众，可以自发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国家的税收政策，大政方针，那他们就不会被乡绅地主所欺骗，地主乡绅欺骗官府朝廷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不过这事儿虽然需要去做，可还不是眼前着急的事儿，眼前着急的事儿，怎么剿灭这些白莲教，让他们不能在兴风作浪。

于是他说道：“皇爷爷，咱别说远了，眼下这些白莲教叛贼，是不是先处理一下！”

朱标见状也点点头，再他看来，搞什么皇权下乡的，风险太高了，还是先将眼下这些反贼处理一下，这是靠谱的事儿。

老头子自信一笑，说道：“就这些人，能逃得出咱的手掌心吗？你们放心吧，咱都安排好了！”

早在查出白莲教的时候，朱元璋就认为这事儿不简单，需要派遣一位得力的臣子，前去江西，将这群余孽剿除。

这个臣子既需要有一定的才华，做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