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看了看底下一众的官员，又看了看南京刑部侍郎?郑泰。

说：“请邱知县上边这位出来给大伙说说丈田的坏处吧！”

这让南京众人怎么说，丈田最大的坏处就是官员士绅不能偷逃税银了，不能“诡寄，飞洒，虚悬”

了。

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缴纳田租外，还要当差和服徭役。

不必当差的人群有乡官、吏胥（吏胥是在衙门当差者）及生员（就是秀才，生员可升任乡官）。

根据后来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先生的《日知录》记载，一地之生员多，田亩多，民间的派差就重；即生员多田愈多，民间派差愈多。

这是因为生员之家不必服劳役，只能由其他民户承担，生员太多，导致民户数量变少，频繁派差役。

于是有些民户就要求生员“寄田”

以逃避赋税，“诡寄”

者，即将田集中寄在生员身上以避税逃役。

明万历时期，“役”

到底有多重，我们从刘时俊“筹集工程款”

这一案例可窥见一二。

刘时俊见“役”

的买卖市场很大，故采取公开“量开免役之条”

的方式，通过该市场运作来筹集梳浚河流的工程款，其言：

完助工银肆拾两，免北运一名，2拾两免南运或收头壹名，完银多寡不等者，照役轻重免差。

士民无不乐从，共计银柒千八百陆拾2两3钱陆分捌厘，此一项得数颇多。

然各出意愿，本县初未尝强之也。

盖不惯当役之人，驱就役如蹈汤火乙，请托之门一启，甲移之一，乙移之丙，每点一役，转累且数拾人。

此数千金者，暗有所归，而尚不止此。

众所周知，诡寄的主要目的是免役而非故意逃脱正供，即使如此，在一县一年之中，“免役市场”

的纯利至少达到了7862368两，可见当时民众的避役之切以及“免役市场”

之繁荣。

另外比如在松江府，一介“贫儒”

只要中了功名（生员），便立即接受诡寄田土，如果自家的田土只有一百亩，通过受寄可以浮增至两千亩。

“贫儒”

向寄户收取白银3oo两，按9o考满交纳，贫儒只需代寄户向官府交银27o两，可从中牟利3o两，而寄户在此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可以免比，故趋之若鹜，于是诡寄之风愈演愈烈，故有“贫儒以册规为膏火”

之说。

当然，诡寄的对象不仅是有身份的地主，凡是有优免权的人户，皆是诡寄的对象。

明代嘉靖年间诡寄的对象有乡宦举监、生员吏承、坊长里长、灶户贫甲、文职、军官、军人共七类人。

这些人要么有优免权（免役）和免比的特权，要么具有“藐法抗比”

的能力。

明代除“诡寄”

外，由于田多者役重，于是又有一种称为“飞洒”

的，便是将自己的田亩分散写入别人的名下。

行使这种勾当，先得与衙门中管鱼鳞册的勾结买通，又称为“洒田”

或“洒粮”

。

由于将田分别飞散在别户身上，所以亦称“飞洒”

。

由于“飞洒”

作弊，因此有1oo亩田的农户须缴纳13o亩的田租，富人的田自己不缴纳田租，让普通农户多缴纳田租。

这个一般是指的官田。

“诡寄”

与“飞洒”

的情形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存在，造成了人与田永远无法准确划分登记的现象。

何谓“虚悬”

？嘉靖《宁波府志》载：“何言乎虚悬？赵甲有田而开与钱乙，钱乙复开与孙丙，孙丙复开与李丁，李丁复开与赵甲。

李丁有开，赵甲不收，则并田与粮而没之矣。”

据此，某田经过不断过户，最后从地册上消失，该田之粮便“虚悬”

了。

此处“虚悬”

的词义应是“无着落”

。

而且官员士绅之家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隐瞒土地数目，让土地从官府的图册上面消失。

从而少交税，被称为隐田。

王鼎见众人不语，于是最后说：“看来南直隶田地问题比较严重啊，太岳公丈田不过二十几年，南直隶土地居然消失一半，你们是真的很厉害。”

王鼎不由拍了几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