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的冬夜，雪花无声地飘落。我坐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街灯下飞舞的雪片，心里却比这天气更加寒冷。公司的资金链再次告急，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发布会正在各大媒体刷屏，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创业初期的困境。

    “又是个不眠之夜。”弗洛伊德老师的身影在窗玻璃上若隐若现。

    桌上的财务报告显示，我们的资金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更让人焦虑的是，核心技术的突破似乎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梦境干预的效果在达到某个阈值后，再也无法提升。

    凌晨两点，我收到苏晴的邮件。她在中国四川的一个偏远山区，那里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地震。

    “这里的孩子们每晚都被噩梦困扰，”她在邮件中写道，“传统的心理援助效果有限。我想试试我们的技术，但需要技术支持。”

    这个请求让我陷入了两难。公司正处于存亡之际，每个资源都应该用在刀刃上。但那些孩子的面容，让我无法轻易拒绝。

    第二天早上，我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这个计划。果不其然，遭到了强烈反对。

    “这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一位投资人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攻克技术瓶颈，而不是去做慈善。”

    就连一向支持我的陈浩也表示担忧：“我们的技术还不够成熟，用在这样敏感的人群中，风险太大。”

    会议不欢而散。我独自走在查尔斯河畔，冰冷的河风让人清醒。弗洛伊德老师走在我的身边，沉默良久后开口：

    “记得我最早开始研究梦境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但正是那些看似‘无用’的研究，最终改变了心理学的发展轨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抽调公司最后的技术资源，支持苏晴的项目。

    方舟是第一个响应的：“我跟你去。那些孩子等不起。”

    艾米莉也加入了：“也许远离商业压力的环境，反而能让我们找到突破。”

    我们带着最新研发的便携式设备，飞往那个偏远的山村。路途颠簸，设备在运输途中出现了故障，当地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一切似乎都在印证那些反对者的预言。

    但转机发生在抵达的第三天。

    我们遇到一个叫小军的男孩，地震中失去了父母，之后再也不肯开口说话，每晚都被噩梦惊醒。当地的心理援助人员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

    在使用我们设备的第一个晚上，小军罕见地睡了个整觉。第二天早上，他居然主动拉住了苏晴的手。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帮助这些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在极度创伤的个体中，梦境干预的效果出现了突破性的提升。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处于更高的可塑性状态，”艾米莉在分析数据时激动地说，“我们无意中找到了突破阈值的关键！”

    这个发现让我们所有人都振奋不已。白天，我们帮助孩子们使用设备；晚上，我们挤在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分析数据，完善理论。

    方舟在简陋的条件下改进了算法，艾米莉发现了新的神经标记，而我在与孩子们的互动中，对创伤的理解达到了新的深度。

    一个月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