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市的秋日，枫叶如火。我刚刚结束在哈佛的本科生课程，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第一条消息来自《科学》杂志的记者：

    “林教授，有传言说您进入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名单，能否评论？”

    我愣在讲台边，手指微微发颤。随后，更多消息接踵而至——BBC、CNN、《自然》杂志......直到方舟的电话直接打了进来。

    “打开电视！”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发颤，“CNN正在报道！”

    实验室的电视屏幕上，评论员正在讨论：“......如果林夕今教授获奖，她将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也是首位因心理学研究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

    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站在电视前，身影在屏幕光芒中微微波动。“在我的时代，心理学才刚刚从哲学中分离，”他的声音带着历史的厚重，“而现在，它已经站到了科学之巅。”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光怪陆离。媒体记者守候在实验室外，世界各地发来的采访请求塞满了邮箱，甚至连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都发来了祝贺信息。

    但最让我感动的，是实验室团队成员的反应。

    “这是整个领域的胜利，”艾米莉在组会上说，“我们证明了心理学研究同样可以做出诺奖级别的贡献。”

    陈浩从北京发来视频：“北师大校园里都在讨论这件事，学生们都很受鼓舞。”

    然而，在光环之下，质疑声也开始浮现。某位神经科学家在《细胞》杂志发表评论，认为“梦境研究还不够‘硬科学’，不配获得诺贝尔奖”。社交媒体上更是出现了各种声音，有人翻出我大学时的普通成绩，有人质疑研究的原创性。

    “这就是成名的代价，”弗洛伊德老师平静地说，“当年我提出潜意识理论时，遭受的质疑远比这激烈。”

    压力最大的时刻出现在十月初。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一位前成员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表示：“心理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依然很低。”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查尔斯河畔散步。秋风吹拂着脸庞，我思考着这一切的意义。

    “如果最终没有获奖，你会失望吗？”弗洛伊德老师问。

    我沉思良久，摇了摇头：“重要的是我们帮助了多少人，而不是获得了多少荣誉。”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是四川山区的小军发来的视频。画面中，他举着期中考试的奖状，笑容灿烂：“林阿姨，我考了全班第一！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

    看着这个曾经因创伤失语的孩子重新绽放的笑容，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切的真正意义。

    第二天，我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

    “不管获奖与否，”我说，“我们的使命不变——用科学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决定将注意力转回到研究上，继续推进在创伤后成长领域的新探索。这个决定让团队重新找回了平静与专注。

    然而，外界的关注并未减少。十月中旬，我意外地收到了诺贝尔博物馆的邀请，希望收藏我们早期使用的第一代“绘梦仪”原型机。

    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看着那个粗糙的原型机被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