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那么下面就有互相伤害的心思；上面有好利的大臣，那么下面就有盗窃的百姓；这是根本原因。治理天下的人，慎重选择所崇尚的罢了。教化的推行，不是要挨家挨户去劝说；只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效法，不知不觉就日益向善。《诗经》说：‘京城秩序井然，是四方效法的中心。’如今长安是天子都城，亲身承受圣明教化，然而其风俗与远方无异，各郡国来的人没有法则可以效仿，有的看到奢侈就加以仿效；这是教化的本源，风俗的关键，应该首先纠正的。臣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与妖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移，人间的事情发生，天象就会相应变动，阴气过盛则静止的会变动，阳气被遮蔽则光明的会变暗，水旱之灾随同类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诫，哀怜百姓，应该减少奢华，考察制度，亲近忠正之士，远离奸佞之人，以崇尚最高的仁德，匡正不良的风俗，使道德弘扬于京师，美名传播于境外，然后伟大的教化可以完成，礼让可以兴起。”元帝喜欢他的话，升迁匡衡为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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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评论说：大赦，是权宜之计，不是常法。汉朝兴起，承接秦朝战乱之后，是大乱之世，家家户户都有可判刑之人，所以设立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清除污秽，与百姓重新开始，是时势造成的。后世继承基业，沿袭而不改革，就失去时宜了。像惠帝、文帝时代，就没有什么可赦免的。像景帝时，七国叛乱，异心并起，奸诈不一；到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多，盗贼蜂起，加上太子事件，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所依靠，人心不安；到光武帝时，是拨乱反正之后：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实行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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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七月，陇西郡彡姐（音 xiǎn zi）羌旁支反叛，元帝下诏召丞相韦玄成等人入宫商议。这时，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忧虑，又遭遇羌人叛乱，韦玄成等人默然无语，无人应对。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边境之内背叛，如果不及时诛灭，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夷，臣愿意率军讨伐！”元帝询问用兵的数量，冯奉世回答说：“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征两次，粮草不运三回，所以军队不长期暴露在外而能迅速取胜。以往对敌情估计不足，军队受到挫伤，再三征调，则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国家威势就受损了。如今叛乱的羌虏大约三万人，按兵法应加倍，用六万人。然而羌戎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兵器不锋利，可以用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应为王接，时任车骑将军）、左将军许嘉（疑为史高，时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都认为：“百姓正是秋收时节，不可多发兵，发一万人去驻守，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行。天下遭受饥荒，兵马瘦弱损耗，守备作战的设施长久废弃没有整顿，夷狄有轻视边防官吏之心，而羌人首先发难。现在用一万人分驻几处，敌人见兵少，必定不害怕。交战就会损兵折将，防守则无法解救百姓，这样，怯弱的形势就暴露了。羌人乘机得利，各部落就会联合起来，互相煽动起事，臣恐怕中原的战事就不止需要四万兵力，也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了。所以少发兵而旷日持久，与一次发兵迅速解决，利害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未能说服众人。元帝下诏，增派二千人。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屯田为名（将屯为名），典属国（掌管民族事务）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将，到达陇西郡，分别驻扎在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虏人多势众，都被打败，两名校尉被杀。冯奉世呈上地形图和需要增兵的详细计划，请求增派三万六千人，才足以解决战事。奏书呈上后，元帝大规模发兵六万多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援助。冬季，十月，军队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几路军队一起进攻，大败羌虏，斩杀数千人，其余都逃出塞外。战争尚未结束时，汉朝又征募士兵一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与景帝时名将同名）为建威将军，还未出发，听说羌人已被击败就撤回了。元帝下诏复员士兵，留下部分屯田，防守要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