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沟通，环保部门查处秸秆焚烧，农业部门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还没落地，住建部门的垃圾清运车又不够，最后还是没人管。”豫西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此外，乡村环境治理的考核机制也不完善。大部分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对环境治理的考核权重较低，导致乡镇和村级干部对环境治理工作重视不够。“我们镇的考核指标里，经济发展占40%，扶贫占30%，环境治理只占5%，谁还会花心思搞环境整治？”皖北某镇的副镇长说，“再说，环境治理见效慢，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容易出成绩，费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

五、政策壁垒：“批不了”“落不实”的制度之限

在苏南张家庄，村支书张建国想在村头建一个垃圾中转站，方便收集和清运垃圾。可他跑了三个月，还是没批下来。“首先要找国土部门批土地，国土部门说我们村的土地是基本农田，不能建垃圾中转站；找规划部门，规划部门说村里没有编制村庄规划，无法确定垃圾中转站的位置；找环保部门，环保部门说要先做环评，光环评费就要五万，村里拿不出钱。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张建国说。

叶尘在走访中发现，政策壁垒也是阻碍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村庄规划滞后，很多村庄没有编制详细的村庄规划，导致环境整治项目无法确定选址和规模；另一方面，土地审批严格，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虽然重要，但在一些村庄，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调整机制，导致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必要的环境设施无法落地。“我们村想建一个污水处理站，选了三个地方，都是基本农田，国土部门不批，最后只能放弃。”浙北竹溪村的村支书周福来说。

此外，环保政策在农村的适用性也存在问题。很多环保标准和技术规范是针对城市制定的，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城市的污水处理厂要求日处理能力达到几千吨，可我们村每天的污水量只有几十吨，建一个城市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成本太高，根本不划算。”豫西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说，“还有垃圾处理，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和填埋，可农村的垃圾成分复杂，含有大量的有机垃圾，适合堆肥处理，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

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现象也比较突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环境治理效果，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强行推行一些不适合的项目和措施。“去年镇上要求我们村全部改用天然气，禁止烧煤烧柴。可我们村离镇上远，天然气管道铺不过来，村民们只能买罐装天然气，一罐要一百多，比烧煤烧柴贵多了，大家都不愿意用。最后，这项政策只能不了了之。”皖南山村的村支书老周说。

六、产业关联：“要赚钱”“要环境”的平衡之难

在江南水稻产区的周家村，村民们为了提高水稻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板结、水体污染。“我们也知道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不好，可不用产量就低，赚不到钱。”村民李大叔说，“现在粮食价格低，一亩地种水稻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除去成本，根本没什么利润。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产量再降，就更赚不到钱了。”

叶尘在调查中发现，乡村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如何平衡“赚钱”和“环保”，是很多村庄面临的难题。在一些农业村庄，由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村民们只能靠种植粮食作物为生，为了提高产量，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一些工业村庄，由于缺乏环保设施，企业排放的废水和废气污染了环境，可这些企业是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村民们不敢得罪企业，只能听之任之。

“我们村有一个小型的塑料加工厂，是村里的集体企业，每年能给村里带来五万多块的收入。可这个加工厂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直接排进村里的河道，导致河道污染严重。村民们虽然有意见，但因为厂里能提供20多个就业岗位，大家也不敢说什么。”豫西李家坳的村支书李大山说，“想让企业建污水处理设施，企业说没钱；想关闭企业，村里的集体收入和村民的就业就没了，左右为难。”

在一些旅游村庄，环境治理与旅游发展的矛盾也比较突出。为了吸引游客，村里需要改善环境，可旅游发展带来的大量游客又会产生新的垃圾和污水，增加环境治理的压力。“我们村去年接待了五万多游客，产生的垃圾比平时多了三倍，污水处理站根本处理不过来，只能往河里排。虽然游客多了，村民们赚了钱，但环境也越来越差，游客也越来越少了。”江南水乡周家村的村支书周明说。

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