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禁，实是希望借三位之口，亲述这血淋淋的真相，公之于三晋父老，让天下尚存良知的士民都看清，这满洲主子整日挂在嘴边的‘满汉一体’、‘崇儒重道’，是何等的虚伪、何等的残酷！”

张汉三人闻言，面面相觑，脸上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清廷的深刻恐惧，更有被傅山一席话点燃的屈辱与义愤。他们亲身经历的这场噩梦，比任何空洞的宣传都更具说服力。沉默良久，张汉首先重重地点了头，声音虽然依旧沙哑，却多了一份坚定：“傅先生所言极是！我等读书人，岂能任人如此践踏！这真相，必要说与天下人听！”蒋文卓和王树德也相继点头，颓唐之气渐去，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那是一种找到了新方向的决绝。

在傅山、薛宗周、王如金等义军领袖的巧妙运作下，张汉、蒋文卓、王树德三位科举案亲历者的悲惨遭遇，连同吕纵春因言获罪、惨遭凌迟灭族的冤案，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迅速席卷了山西的府州县镇，甚至传到了邻近的陕西、河南部分地区。

在太原城的茶楼酒肆里，说书人不再讲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而是压低了声音，讲述着京城科举的黑幕与刑场惊魂；在晋南的田间地头，农夫们在歇息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满洲主子”如何不把汉人当人看；在各地的私塾学堂，一些有血性的教书先生，甚至抛开八股范文，向懵懂的学子们讲述吕纵春的气节与清廷的暴行。消息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发酵，细节被丰富，情绪在累积。那笔数额巨大的舞弊银两的下落，更是成了清廷吏治腐败、视科举为敛财工具的明证。

读书人群体中，引发的震动尤为剧烈。许多原本还对清廷存有一丝幻想，指望通过科举谋个出身，或者采取明哲保身态度的士子，听到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无不感到脊背发凉，彻底心寒。“科场尚且如此黑暗，遑论其他？”一种普遍的绝望与愤怒在士林中间蔓延。傅山等人适时地引导这种情绪，将个人冤屈上升至家国仇恨、华夷之辨的高度。

一股无形的怒火在山西大地积聚。反抗的种子，一旦落入这片被血泪浸透的土地，便迅速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山西百姓，或是出于义愤，或是被清廷的横征暴敛所逼，或是亲历过清军的暴行，纷纷自发或有组织地加入了遍布吕梁山、太行山等地的义军游击队。他们利用对家乡地形的熟悉，神出鬼没，袭击清军往来的粮草辎重车队，拔除孤立的小型哨卡和巡检司，惩治为虎作伥的汉奸官吏。清廷在山西的统治，看似庞然大物，实则根基动摇，变得岌岌可危，政令往往出不了府城。各地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的兵部。

与此同时，在广阔的东部战线，弘光五年的四月，是一个烽火连天、捷报频传的季节。

由史可法统筹，黄得功、刘泽清、姜曰广等南明将领具体指挥，并联合了李过、高一功、李定国等原大顺、大西军各部组成的北伐东征联军，挟着之前戚睿涵那篇文采飞扬、历数清廷十大罪状、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的讨清檄文所带来的高昂斗志，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

联军士气如虹，而新近换装了大量张晓宇督造的新式火器的清军，却似乎因为内部指挥混乱、士气低落以及对新武器运用生疏等原因，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在联军步、骑、炮协同的猛烈打击下，节节败退。

淮安城下，明军火炮轰鸣，曾经坚固的城墙被轰开数道缺口。在震天的喊杀声中，身着赤色鸳鸯战袄的明军士兵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城头那面象征着清廷统治的黄色龙旗，被一名身手矫健的明军小校一把扯下，奋力撕扯后扔下城墙，瞬间被无数双脚踩踏成泥。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崭新的、在硝烟中猎猎作响的日月旗。城内负隅顽抗的少量八旗兵和甘心附逆的汉官被迅速肃清，府库、衙署被联军接管。

紧接着，凤阳、汝宁、襄阳等中原重镇，以及更北方的战略要地太原，相继被联军光复。联军兵锋所向，清军往往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线。

然而，在这光复的狂潮中，一股压抑已久、源于深仇大恨的洪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便是针对各地“满城”的残酷清算。

这些建立在汉人城市之中的“城中之城”，高墙深垒，是满洲勋贵、八旗子弟及其家眷的专属聚居区。他们依仗特权，凌驾于本地居民之上，平日里作威作福，强占田宅，欺男霸女，早已积怨甚深。在战争期间，这些满城更是往往成为清军镇压城内反抗的坚固堡垒和物资囤积中心，城中的旗丁也时常被征调参与对城外义民的清剿，手上沾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