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为十五税一；中户，家资中等，温饱有余者，税率定为三十税一；小户，即贫寒之家，及陛下均田政策下新得田产之自耕农，乃固国之本，当极力抚恤，其税率定为五十税一。此外，遇水旱蝗灾等荒歉年份，各地可视灾情轻重，奏请减免赋税，尤需优先保障小户之税得以减免。”

此言一出，殿内顿时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低低的议论声。这税率，相较于明末那些令人窒息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简直是天渊之别。尤其是对中户和小户，税负极轻。而那清晰的等级划分，意图更是明显——保护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和新兴的自耕农阶层，将国家财政的主要负担，更多地转向了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富户和勋贵。一些出身寒微或理念相近的官员微微点头，面露赞许；而另一些则眉头微蹙，显然在权衡着自身家族的得失。

这时，内阁首辅李岩手持玉笏，出列补充。他气质儒雅，声音温和却自带一股说服力：“陛下，张尚书所言极是。此税法之核心要义，在于‘损有余以补不足’。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大户多承祖荫，田连阡陌，于国难之际，多担税负，既是义务，亦属情理之中。而小户初得生机，宛若幼苗，轻徭薄赋，使其能安心耕作，繁衍人口，积蓄家业，如此则民富而国强，此乃真正之固本培元。再者，税制一旦明晰，等级分明，征收有据，便可最大程度抑制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滥加征收，此亦为吏治清明之一助。”

李自成沉吟着，粗大的手指在龙椅扶手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他目光扫过殿下几位跟随他起于陕西的老兄弟，见牛金星、宋献策等人虽面色沉静，但并无出言反对之意，心中便知，这套税制方案在核心决策层内部已然达成了共识。他内心深处始终铭记着，当初能够席卷天下，靠的就是“均田免粮”这面大旗。如今虽然形势所迫，不能完全实现“免粮”，但这套明显向底层倾斜的税制，依然最大限度地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体现了新政权力图与旧明决裂的姿态。

“准奏。”李自成最终拍板，声音果断而充满力量，“便依张爱卿与户政府所议，新税制自永昌十年春耕后，择地先行试行，观其成效，再推及全国。着户政府会同都察院，选派干员，严格监督地方执行。朕有言在先，此乃安民之策，若有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或借清丈田亩、核定等级之机，勒索盘剥百姓者，”他顿了顿，目光陡然变得锐利，“无论涉及何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陛下圣明！”群臣齐声应和，声音在暖融的大殿中回荡，带着不同的心思和考量。

赋税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议定，殿内的气氛尚未完全松弛，刑政府尚书黄道周又手持玉笏，神情严肃地出列奏道：“陛下，国不可一日无法，亦不可一日无善法。我朝肇基，百废待兴，律法一事，尤为紧要。目前各级衙门断案，多仍承袭明制，沿用《大明律》，然时移世易，前明旧律于今日之情势，难免有不合时宜之处，需有所增删厘定，以符我大顺之气象。”

他略微躬身，继续道：“臣等奉旨，已初步完善《大顺律》，其主体仍以《大明律》为蓝本，强调纲常伦理，维护社会秩序，对于贪腐、谋逆、不孝等十恶重罪，尤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此外，臣以为，明太祖高皇帝之《大诰》，亦当重新启用，刊印颁行天下，使官吏知所警戒，军民晓谕律法之严。”

《大诰》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刑典，以案例形式呈现，语言通俗，刑罚极为严酷，旨在用重典震慑官吏，教化百姓。李自成起兵之初，为争取民心，也曾借用过其名号。如今黄道周提议重新启用，既有追溯中原正统法统之意，也明确包含着以严刑峻法来整肃吏治、震慑人心的现实考量。

李自成对此深表赞同，他深知吏治腐败是前明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深恶痛绝。“黄阁老所言甚是。律法之要，贵在严明公正，更贵在雷厉风行地执行。朕起自民间，深知胥吏之奸猾，贪墨之害，尤胜刀兵，足以倾覆社稷。《大顺律》与《大诰》并重，务使天下皆知朕整肃吏治、革除积弊之决心。都察院、大理寺、刑政府，尔等身为执法之司，务须秉公持正，明察秋毫，不得有丝毫徇私枉法！”

两条关乎大顺王朝未来走向的重大制度就此确立，朝会的气氛在肃穆中更添了几分凝重。所有身处其间的人都明白，大顺王朝，这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新生政权，正在从“打天下”的创业阶段，艰难而坚定地转向“治天下”的守成阶段。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王朝能否真正站稳脚跟，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