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调，然后缓缓道，“南洋于我大明，不仅关乎眼前商路财赋，更关乎帝国未来之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向。西夷东来，其势汹汹，凭借者，无非船坚炮利，控扼海路。其商船即战船，商人即战士，所求者，无非垄断贸易之巨利。我大明若想长治久安，若想与西洋诸国平等交往，乃至开拓万里波涛，殖产兴业，传播华夏文明，非掌握海权不可！此次征伐南洋海盗，可视为我大明直面西夷挑战，争夺海权之关键一步，意义远超剿匪本身。至于钱粮耗费，林行长、张国公已言其利，若能以战促商，以战固海，则今日之投入，必能换来日后百倍之收益，为我朝开启一海洋盛世之大门。当然，曹公等所言风险亦需谨记，需在方略、后勤、选将上任贤用能，力求万全，尽可能降低损耗与风险，但绝不能因惧风险而错失良机。”

徐光启从更宏观的“海权”与“未来”角度阐述，将一场剿匪战争提升到了文明竞争和国运抉择的高度，其视野之开阔，令在场许多官员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