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朝后，沈涵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胡惟庸同意议定方略，就意味着接下来在制定具体章程时，必将设置重重障碍。如何在这阳谋的框架下，确保普查方案不至于被阉割成形式主义，将是一场更艰苦的博弈。

但他也成功地将议题提升到了国家层面，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大的舞台和合法性。接下来，他需要拿出更缜密、更具说服力的方案，用数据和逻辑，在这场御前对弈中，一步步赢得主动。

回到值房，沈涵立刻召集众人。

“周先生，全力搜集整理近十年全国水利相关事故及损失数据，要更详细，分类更清晰。”

“赵四，想办法了解工部以往类似大型普查的旧例和流程，看看有哪些可以借鉴，又有哪些陷阱需要避免。”

“孙先生，留意朝中对此事的舆论风向，特别是胡相门下的动静。”

吩咐完毕，沈涵铺开纸笔，开始构思那份关乎未来的普查章程。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方案，更是一份宣言，宣告着一种基于数据、注重预防的管理思维，将正式登上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

窗外，秋雨淅沥，仿佛在洗刷着旧日的尘埃，也预示着新一轮风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