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用十二只笾豆。

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议论说：“圣人深知孝子的情感深厚，但祭祀的物品种类无限，因此制定节制标准。人的嗜好本无定准，私人宴饮的食物也随时代变化，所以圣人一律遵循古制。屈到喜欢吃菱角，屈建却不用它祭祀，认为不能因个人私欲违背国家典章。如今想把甘甜肥美的食物都用作祭品，若超出旧制，以后还有什么限度！《尚书》说：‘黍稷不算芳香，只有光明的德行才芳香。’如果用现在的珍馐美味——这些平时习惯的食物——来祭祀无法捉摸的神灵，何必拘泥古制？那样的话，簠簋等礼器可以抛弃，而盘盂杯案都该用于祭祀；韶乐等古乐可以停止，而箜篌筝笛都该用于演奏了。这些都不是正统的祭祀物品，后代子孙看了会怎么想！神灵以清明睿智降临人间，不追求祭品的丰盛；如果违背礼仪，再多祭品又有什么用！怎能废弃礼经而顺从流俗！况且君子以礼爱人，不求苟合；何况是在宗庙祭祀，怎敢忘记旧有的规章？”

太子宾客崔沔议论说：“祭祀的兴起，始于远古。远古人类茹毛饮血，就用毛血祭祀；还没有酒的时候，就用清水祭祀。到了后世君王，祭祀的礼物逐渐完备，但以神道表达敬意的原则，始终没有废弃。笾豆簠簋樽罍中的祭品，都是周朝时的日常食物，既用于宴请宾客，周公制定礼仪时，也将它们与毛血、清水一同用来祭祀鬼神。国家依据礼仪确立教化，顺应时代制定规范：宗庙四季祭祀，必定陈列礼仪规定的祭品，沿用周朝制度；皇家陵寝的日常祭祀，摆设时鲜食物，遵循汉朝制度。各地进贡的物品用于祭祀，是为了招致远方的物产；有新的时鲜必定祭祀，是为了顺应时令；皇家园林中亲自耕种收获的粮食，狩猎时亲自射中的猎物，无不先祭祀再食用，以尽诚心敬意。做到这些已经足够了，还需要增加什么呢！只需下令有关部门，不要怠慢疏忽，那么鲜美的祭品自然都在其中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量。”

玄宗坚持要酌情增加祭品的种类。韦绦又上奏，请求每个宗庙的笾豆各增加六只，四季分别盛放新果和珍馐；玄宗同意了。

韦绦还上奏：“《丧服》规定‘舅舅的丧服是缌麻三月，姨母、外祖父母都是小功五月。’外祖父是至尊，丧服却与姨母相同；姨母和舅舅是同等亲属，丧服轻重却有差别。堂姨、堂舅的亲属关系不算疏远，却没有丧服；舅母来自外族，丧服待遇不如同吃同住的家人。我认为古代的礼仪还有不够周全的地方，请求将外祖父母的丧服改为大功九月，姨母、舅舅都改为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都增加到袒免（仅露左臂表示哀悼）。”

崔沔议论说：“治家之道，不能有两种标准；统一礼仪的定义，理应以本宗为根本。因此对内亲（直系亲属）有齐衰、斩衰等重丧，对外亲（旁系亲属）都是缌麻轻丧，尊贵的名分所加，不超过一等，这是先王不可改变的原则。希望遵守开元八年的明确诏令，完全依照古礼，作为万代不变的制度。”

韦述议论说：“《丧服传》说：‘禽兽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粗野的人说，父母有什么差别！都城的士人就知道尊敬父亲了；大夫和学者就知道尊敬祖先了。’圣人探究天道而厚待祖先，维系宗族而亲近子孙，母系亲属与本宗相比，显然不能同等对待。如今若将外祖父母和舅舅的丧服各加一等，把堂舅、堂姨纳入丧服体系，那么内外亲属的礼仪制度，差别就不大了！废弃礼仪顺从私情，是追求细枝末节。古代制定礼仪的人，知道人心容易动摇，担心失礼的现象会逐渐蔓延，因此区分内外亲属的异同，使丧服轻重相差悬殊，想让后代永远不混淆。深层用意就在这里，难道是徒劳的吗！如果可以随意增加丧服等级，也就可以随意减少；古代的圣人可以被非议，那么《礼经》也就可以被毁坏了。先王的制度，称为伦理常道，奉行起来还怕丢失；一旦扰乱了秩序，后果怎能停止！请依照《仪礼》的丧服规定为准。”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论说：“郑文贞公魏征最先将舅舅的丧服改为小功五月。虽然魏征是贤人，但周公、孔子是圣人，以贤人改变圣人的制度，后代学者该遵循什么！我担心会导致内外秩序混乱，亲疏伦理颠倒，顺着私情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从前子路为姐姐服丧，超过期限仍不除服，孔子说：‘先王制定礼仪，就是为了让行道之人都能忍受丧期的悲痛。’子路于是除去了丧服。这就是圣人依据事理抑制私情的明确例子。《礼记》说：‘不要轻易议论礼仪。’说明礼仪如同天地日月般永恒，贤人都遵循它，怎敢随意增减！”

玄宗下诏：“姨母、舅舅既然服小功五月，舅母不能完全降等，应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