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了当今皇上朱元璋，那位手段强硬的洪武皇帝，现在不正是在用他的办法搞平衡吗：既用文官管事，又设锦衣卫盯着；把儿子们封出去当王爷，又防着他们权力太大；打击地方豪强，又不得不用那些有功的勋贵……这里头的分寸，哪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罗贯中也想到了自己正在琢磨的三国故事，魏、蜀、吴哪一家不是在找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文治和武功的平衡？曹操控制着皇帝来号令诸侯，是平衡；诸葛亮六次出兵祁山以攻为守，是平衡；孙权在曹操和刘备之间来回周旋，也是平衡。可最后呢，平衡还是被打破了，三家都归了晋朝。

“所以啊，这个‘最不坏’的文官政治，” 施耐庵最后总结说，语气里带着点写书人特有的那种同情和超然，“可能就是在明白了绝对平衡根本是做梦以后，选的一条相对稳妥、偏向于维持内部不乱的路子。它没法挡住所有麻烦，甚至在有些地方看着挺窝囊，但至少能让这么个大帝国，在大部分时候不至于因为自己内部打架而飞快散架。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无奈，也是活在现实里不得不有的智慧吧。”

两位写书人互相看着，都没说话，却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感慨。他们比那些只知道死读经典或者琢磨权术的官员，更能从历史的大画面和人心的细微处，理解这个“最不坏”选择背后有多沉重，又多么不可避免。天幕带给他们的，不是什么具体的当官技巧，而是一种站在高处看历史的宏大眼光。这反倒让他们对快要到来的科举考试，对那复杂又危险的官场，生出了一种想保持距离、多看多想的心态。用笔写写历史上的兴衰成败，或许比亲自跳进那个追求“平衡”的危险局面里，更适合他们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