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银手镯为什么没拿走？”埃琳娜追问。

“她攥得太紧了，”鲍尔摇头，“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掰开，担心留下指纹，就放弃了。”

警方在鲍尔以前的住所搜查时，找到了柳德米拉的化妆品箱，里面的口红颜色与棉拭子上的痕迹完全吻合。箱底还压着半张火车票，正是2000年7月16日伊斯坦布尔到科隆的那班。

2024年3月，海因茨·鲍尔因过失杀人罪被提起公诉。法庭上，柳德米拉的表妹从俄罗斯赶来，手里捧着那张面部复原像。当法官宣读判决时，她轻声说：“谢谢你，让她终于有了名字。”

案件结束后，舒尔茨将柳德米拉的银手镯归还给了她的家人，手镯上的petrol色宝石经过清洁，重新焕发了光泽。他站在沃林根沼泽边，看着春风吹过新生的苔藓，想起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话：“每一个无名者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身份确认都是对正义的扞卫。”

英格丽德将柳德米拉的档案整理归档时，在扉页写下：“2000年8月，柳德米拉·扎瓦达，31岁，俄罗斯圣彼得堡人。她的生命终结于泥炭沼，但真相从未被掩埋。”

沼泽深处，新长出的苔藓渐渐覆盖了曾经的痕迹，只有微风掠过水面时，仿佛还能听见二十多年前，那枚银手镯落在泥炭上的轻响。而在里昂的国际刑警总部，“identify me”行动仍在继续，更多无名者的故事，正等待着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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