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地方势力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同盟，他们或许内部亦有矛盾，但在对抗来自朝廷的、可能触动他们根本利益的改革时，立场却出奇的一致。

官方渠道走不通，徐文谦决定剑走偏锋，直接面对地方势力的真正主宰者。他广发请柬，邀集苏州府内有影响力的各大宗族族长、致仕官员、富甲一方的乡绅耆老，至府衙旁的百花厅议事。

是日，百花厅内冠盖云集，香气袭人。来的皆是苏州地面上真正掌握资源与话语权的人物。他们或身着绸缎常服，或穿着象征功名的襕衫，个个气度雍容，彼此寒暄，谈笑风生，仿佛参加的只是一场寻常的文酒之会，而非可能决定地方未来走向的严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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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谦一身青色官袍，坐在主位，与周遭的锦绣辉煌形成了微妙而刺眼的对比。他压下心中的波澜，开门见山，重申了朝廷推行“方田均税”新政的决心，强调了此策旨在均平赋役、抑制兼并、安养民生，乃利国利民之长策。

他话音落下，厅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随即被一阵谦和而不失矜持的笑语打破。为首者乃苏州陆氏的族长陆翁，年逾古稀，曾官至南京刑部郎中，致仕多年，德劭年高，在苏州士林与乡间极具威望。

“徐大人忧劳国事，不辞辛劳，远道而来，宣示朝廷德意，老朽等感佩莫名，如沐春风。”陆翁声音苍老却中气十足，带着一种久居人上的从容，“朝廷欲均平天下，惠泽苍生，实乃圣天子仁德，我等草莽小民，唯有额手称庆，岂有他念？”他先以一番颂圣之词定下基调，随即话锋如春风化雨，悄然转向。

“然则，徐大人或有所不知，我江南之地，特别是苏、松、常、镇，赋税之重，甲于海内，百姓膏血，已十去七八。今日清丈，纵使朝廷明言不加赋，然则田亩既清，旧有隐漏无所遁形，实际缴纳之数，岂能不增？此无异于饮鸩止渴，徒增民困，恐非朝廷爱养元元之本意吧？此老朽之一惑也。”

他稍作停顿，浑浊却锐利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继续娓娓道来：“其二，田土产权，历经数代，买卖、典押、分家、继承，早已如乱麻交织，难以厘清。旧有册籍，虽不尽不实，却也是维系现状之凭依。若强行推倒重来，必致产权纷争四起，亲族反目，乡里不宁。届时，官府忙于断案，胥吏借机勒索，百姓不堪其扰，恐非‘安民’，而是‘扰民’矣。徐大人年轻气盛，欲建功业，老朽理解，然则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操切啊。”

陆翁话音刚落，另一位身材富态、满面红光的乡绅便接过话头。

此人是经营丝绸起家的巨贾王氏，其族侄在京城都察院任职，他笑容可掬地说道：“陆老所言，句句肺腑，实乃为我等着想，为地方安宁计。徐大人，非是我等不愿襄助朝廷，实是……唉，说来惭愧，自英庙以来，朝中诸公提及‘清丈’、‘均税’者，不下十数次，然则最终无不……不了了之。为何？非不欲也，实势不能也！江南乃国家财赋之根本，稳则天下安。些许积弊，亦是多年形成，牵涉甚广，非一日一人可解。还望大人体恤下情，缓图之，方是上策。”

又有人附和道：“王公所言极是。徐大人，您上面还有张府尊，还有抚台、按台诸位大人。此等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需层层上报，从容商议，方合体制。我等小民，唯朝廷马首是瞻，静候上谕便是。”言语之间，既抬出了徐文谦的上级压他，又暗示他级别不够，无权决断此等大事。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态度谦恭有礼，道理冠冕堂皇，将“民困”、“扰民”、“体制”、“难处”分析得淋漓尽致，核心意思却高度统一：此事难办，历来难办，你徐文谦人微言轻，更办不成，最好知难而退，维持现状。

徐文谦端坐席间，面色平静如水，心中却已冰封雪盖。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堵无形的墙——由百年积弊、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通达朝野的人脉网络以及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共同构筑的铜墙铁壁。

这些乡绅士大夫，他们并不需要拍案而起，也不需要公然抗命，他们只需用这种温文尔雅的“软钉子”，就能让任何改革的尝试举步维艰。他们掌握着话语权、资源分配权和基层控制力，有足够的耐心和手段，将自上而下的压力消弭于无形。

首次与地方势力的正面接触，就在这种看似和谐融洽、实则冰冷彻骨的气氛中结束了。乡绅们彬彬有礼地告辞，留下徐文谦独自坐在空旷华丽却倍感压抑的百花厅中。窗外是苏州城迷人的夜景，丝竹管弦之声隐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