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东瀛都护府”的匾额，在博多港原岛津家一处别馆的旧址上，被隆重地悬挂起来。马武以征夷大将军兼领东瀛都护，王阳明为都护府经略使，总揽九州军政大权。

都护府成立的第一道政令，便是《九州版籍奉还令》。强令九州境内所有原武士、豪族、寺社，在规定期限内，将其拥有的土地册籍、人口账目全部上交都护府登记造册。违令者，以谋逆论处，田产抄没，人头落地。

此令一出，九州震动。虽有少数死硬派暗中串联，试图隐匿田产，但在明军冷酷无情的镇压和“九州治安军”的积极配合下，任何反抗的苗头都被迅速扑灭。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各处城町的入口，彻底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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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重新丈量、登记。肥沃的平原、重要的矿山、战略性的港口，尽数收归都护府官有。部分土地赏赐给有功的“治安军”官兵和投诚得力的本地士族，更多的则规划为军屯、官田和未来的移民区。一套基于大明制度，却又结合九州实际情况的田赋、税制被迅速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文化同化的软刀子也悄然落下。“宣教化俗所”在各大城镇设立。最初是强制要求各家家主、地方管事学习简单汉话，认识常用汉字。都护府发布的告示、法令，一律使用汉文。王阳明亲自撰写《劝学文》，阐述“慕华风，习正音”之利，并规定，凡能通晓汉文、通过考核者，可在都护府下属机构担任吏员，获得优厚待遇。

一时间，九州各地，竟隐隐兴起一股学习汉语汉文的风气。虽然大多是被利益和强权驱动，但华夏文明的种子，已然随着都护府的政令，开始在这片新附的土地上悄然播撒。

而在都护府以铁腕整顿内政之时，《辛酉条约》中“开埠通商”的条款，已然在东海之上，催生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黄金海路”。

博多港，这个古老的港口，迎来了它千年未有的繁华巅峰。

港口内，桅杆如林，帆影蔽日。悬挂着大明各式商帮旗帜的福船、广船、沙船，密密麻麻地停泊在扩建后的码头上，几乎将海面都遮盖。船上卸载下来的，是光洁如玉的景德镇瓷器、滑若云霞的苏杭丝绸、清香馥郁的武夷山茶叶、还有各类精巧的漆器、铜镜、书籍、乃至大明特色的家具、糖果。

码头上，人声鼎沸，力夫们喊着号子，将一箱箱、一捆捆的货物从船上卸下，又将一箱箱沉甸甸的、来自日本各地的物产装运上船。那是亮闪闪的丁银、小判金，是紫红色的优质铜锭，是气味刺鼻却至关重要的硫磺块，是制作精美的倭刀、漆器、折扇，还有大量的干海产、木材。

来自大明天南地北的商人们，穿着绸缎长衫，操着不同的口音，在临时设立的市舶司衙门排队办理税契，在港口附近的茶楼酒肆里高声谈笑着生意，计算着这一趟能赚取多少倍的利润。空气中弥漫着海水、货物、金钱以及各种语言交织而成的、充满活力的喧嚣。

都护府设立的市舶司，官员们忙得脚不沾地，登记、征税、维持秩序。白银如同涓涓细流，通过税收和官方贸易，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入都护府的金库，并即将装船运回母国。

这条连接大明与九州（并辐射至本州开放港口）的海上商路，仿佛一夜之间被黄金铺就。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抚平，但商业的活力已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迸发出来。每一个抵达博多港的大明人，无论是官员、军人还是商人，都深切地感受到，这片新的疆土，不仅意味着安全与荣耀，更意味着无穷的机遇与财富。

站在都护府的高楼上，远眺着港口那一片繁忙喧嚣、舳舻千里的盛景，马武对王阳明笑道：“先生，看来这‘开埠通商’，比十万大军驻守，更能让此地‘长治久安’。”

王阳明颔首，目光深邃：“利益所向，人心所趋。若能以此商路，渐使九州与中原血脉相连，呼吸与共，则此地归化，不过时间问题。只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间繁华，亦需善加引导。”

东海之上，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大明的龙旗，不仅在九州城头飘扬，更在一艘艘满载财富的商船桅杆上猎猎作响。

一个由武力开创，正由行政与商业共同巩固的新时代，在这片浸染过血与火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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