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会已能领导全中国的革命军人，无形中是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我们要使革命势力发展到全国，则青年军人运动当与青年工农运动一样重视，因为他们三种群众，都是最受压迫而最能革命的。”当时称为“广州三杰”之一的张秋人也热情称赞青军会“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恽代英对青军会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全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那么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军”。

青军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敌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爪牙王柏龄、缪斌、杨引之等一伙，经过反革命的策划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以宣传孙中山学说为幌子，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与黄埔军校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互相勾结，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共产党员，偷窃共产党人文件，肆意攻击青军会，蓄意挑起事端，迫害青军会领导人。逸群面对现实，坚定地领导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等人在广东中山大学遇到青军会一位负责人，即辱骂不休，并施以毒打，结果他们自己亦遭到了回击。经青军会的揭露，潘、杨两人在广州臭不可闻。1926年1月的一天，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周逸群于广州大佛寺主持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会前，得知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组织暗杀队，要破坏这个大会。逸群立即向区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作了充分准备，参加大会的负责同志都带上短枪，大会按时召开。以假面目出现的国民党右派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在主席台就座。但不等会开完，他就借口有事溜走了。紧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捣乱会场，何应钦的走卒、流氓王惠生跳出来叫喊：“这个会是共产党操纵的，大家不能听他们指挥，清除共产党！”并趁混乱之际，向主席台上的逸群开枪射击。逸群沉着应战，指挥青军会保卫人员进行反击。这些反动分子见有准备，不得不逃之夭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杀害青军会领导人周逸群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又利用反动文人，从政治上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周逸群、张其雄实为周恩来手下最得力之……两将”，充分表现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性。

在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枪击周逸群的时候，蒋介石却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对逸群等共产党员进行拉拢和收买。一天，他特别邀请逸群和蒋先云到他家作客。席间假心假意地询问逸群家庭情况，需要什么等等，并说有困难一定帮助解决，妄图用金钱、物资进行收买，当即被逸群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了这两个组织。不久，蒋介石组织了一个直接在他卵翼之下的“黄埔同学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6年4月15日发表宣言，宣布解散。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之后，党派逸群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工作，担任中校宣传科长。他积极协助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做了大量的宣传准备工作。为此，国民党反共文人惊呼“张其雄、周逸群两人，把持政治训练部，……以致政治工作全部赤化。”

周逸群在广州时，经常把党中央主办的《向导》、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黄埔军校的《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以及介绍广东革命形势的信件，陆续寄给贵州铜仁等地亲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当时，贺龙率部驻扎在铜仁，读到了这些刊物和信件。后来贺龙回忆说：“这对于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1926年5月，贺龙率部由铜仁开始出征北伐，黔东、黔东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参加贺龙部队达两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