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更是重中之重。除了临时医院的重伤员外，军团中还有二十余名文化教员、电台报务员以及根据地培养的地方干部。这些“革命的火种”被编入特殊保护连队，由警卫排贴身护卫。报务员小张将电台零件仔细包裹在棉被里，又在木箱夹层塞满稻草减震；文化教员王雪梅把油印机拆解后藏在粪筐底部，表面覆盖新鲜牛粪——这是老乡教给她的“伪装妙招”。对于无法行走的重伤员，后勤部门创新制作了“组合担架”：用竹篾编织成可折叠的框架，搭配可拆卸的帆布床面，必要时能拆解成四个单兵背负的部件。

掩护作战方案在指挥部的煤油灯下不断完善。肖克在地图上用红绳标记出五处预设战场：“我们要像放风筝一样牵着敌人。一团在老鸦岭设置假营地，升起十堆篝火；二团在鹰嘴崖埋设延时爆炸的土制地雷；三团则伪装成主力部队，向相反方向佯动！”参谋们将写有虚假作战计划的纸张故意“遗失”在必经之路，又在沿途村庄留下“主力休整三日”的谣言。当地游击队也加入掩护行动，他们将缴获的国民党军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在山梁间来回移动，制造大部队集结的假象。

后勤部门的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作战部队。粮食组的战士们背着竹篓，在干涸的田垄间寻找遗漏的红薯，甚至将发霉的稻谷反复筛洗蒸煮；被服厂的女工们不仅缝制棉衣草鞋，还将多余的布料染成枯草色，制作伪装网；担架队发明了“绳索吊运法”，用粗麻绳和滑轮在陡峭山壁搭建临时通道。军需官老周在账本上仔细核算：每人每日定量二两糙米、三颗盐巴，伤病员额外配发半块红薯。

周球保回到营地时，战士们正在收拾行囊。新兵小李捧着个粗陶碗，碗里装着几块烤红薯：“营长，这是张大娘硬塞给我的，您尝尝。”周球保推拒不过，咬了一口，香甜的薯肉里却尝出了苦涩——这是老乡们最后的存粮。他想起了张大娘布满皱纹的脸，那是一张被生活压弯了脊梁，却依然充满善良和热情的脸。

“都听好了！”周球保站在土坡上，看着围拢过来的战士，声音坚定而有力，“明天出发后，谁也不许拿老乡一针一线。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粮食、衣物，哪怕是半块盐巴！我们是红军，走到哪里，都要给老百姓留下好名声！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月光如水，洒在战士们疲惫却坚毅的脸上。有人在擦拭枪支，有人在修补草鞋，还有人在偷偷写信——他们不知道此去何时能归，甚至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周球保摸出怀中孩子的画像，那是临行前请村里的老先生画的。歪歪扭扭的线条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婴儿轮廓，却让他眼眶发烫。他轻轻抚摸着画像，仿佛能感受到孩子柔软的肌肤。

“爹一定会回来的。”他对着画像轻声说，然后将画像小心地塞进子弹袋夹层，又摸出那半块布鞋补丁，紧紧攥在手心。这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家人的眷恋，也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知道，只有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给家人和千千万万的百姓带来真正的幸福。

与此同时，距离几千里之外的黔东沿河水田坝，红三军战士王大石头正蹲在溪边，用捣衣杵反复捶打着满是脓血的绷带。浑浊的河水里，漂着几片泛黄的艾草叶，那是他清晨冒着大雨去后山采的。自从与中央失联后，部队缺医少药，战士们受伤后只能用草木灰止血，用煮沸的艾草水消毒。溪边的石头上，还残留着几处暗红的血迹，那是前几天为受伤战友清洗伤口留下的。

“第37天了。”王大石头掏出腰间的匕首，在歪脖子枫杨树上又刻下一道深痕。树皮裂开时渗出的树脂，像极了战士们流淌的鲜血。他望着对岸山坳里新添的坟包——三天前，小战士铁柱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土匪杀害，下葬时连件完整的军装都没有，裹尸布还是炊事班老李捐出的床单。坟前插着的木牌上，用木炭歪歪扭扭地写着“革命烈士铁柱之墓”，旁边还放着几个野果，那是战友们偷偷放上去的。

“大石头！贺军长叫集合！”战友老陈的喊声从坡上传来。王大石头赶忙将绷带拧干，别在腰间往营地跑。路上，他经过一片新开垦的荒地，那是战士们和老乡们一起劳作的成果。虽然土地还很贫瘠，但已经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操场上，贺老总正跨坐在枣红马上，他的灰布军装敞开着，露出里面打满补丁的白褂子，烟斗里腾起的青烟在烈日下迅速消散。贺军长的眼神坚定而又充满关切，望着眼前的战士们，仿佛在传递着无穷的力量。

“同志们！”贺老总的声音震得树叶沙沙作响，“刚刚截获的情报显示，红六军团正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