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力求稳住他们，至少确保其中立；另一方面，集中现有忠于王室的兵力，固守申城等关键据点，利用城防消耗汉军锐气。汉军劳师远征，补给线长，久攻不下，其势自沮。”

这是老成持重之策，承认了短期内无法在野战中击败姬子越，转而寻求稳住阵脚，拖延时间。

楚王熊恽靠在王座上，疲惫地闭上了眼睛。他深知大司马的策略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但那种无力感却如同毒蛇般噬咬着他的内心。

他仿佛能看到，姬子越的汉军在楚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而他的臣子们却在各自算计。

良久，他睁开眼，眼中已布满血丝，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就……依大司马所言去办。另，悬赏千金，增派高手，务必给寡人拿下司马伦！寡人要他的人头，祭奠我楚国阵亡将士！”

朝会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散去。楚王的命令被下达，但执行起来却阻力重重。奉命去“安抚”封君的使者，大多吃了软钉子回来。

而申地前线的姬子越，在试探出楚军外强中干、援军无望的虚实后，终于不再犹豫，开始对申城外围的最后几座堡垒，发起了猛攻。

郢都的争吵与困境，暂时还传不到汉国境内。与楚国朝堂上的焦头烂额相比，汉国的东部中枢平都城，正沉浸在一片蓬勃发展的朝气之中。

平都城主府内，姬长伯看着案头两份并排摆放的文书，一份是前线姬子越送来的最新军报，详细描述了楚军各部畏缩不前、申地指日可下的乐观局势；另一份，则是以内阁首辅以及各房会首脑，联合工部、户部、吏部等多位尚书联名上奏的《请还都江州疏》。

军报让他欣慰，而这份奏疏，则让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蜀地垦荒和水利工程的成效，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

都江堰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延伸，如同强健的动脉血管，将曾经肆虐的洪水化为甘霖，滋养着成都平原乃至整个巴蜀大地。

新开垦的良田阡陌纵横，稻浪翻滚，去年秋收的粮仓爆满，户部甚至开始为如何储存这前所未有的丰收而发愁。

粮食的充沛，带来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和手工业的繁荣，汉国的国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夯实、膨胀。

内阁众人的奏疏写得情真意切，条理分明：

“……夫江州者，我国之旧都，龙兴之地也。昔者先王据此而王巴蜀，根基深厚，民心思附。今鹰涧大捷，国威已振；申地用兵，开疆拓土在即。然观天下之势，楚虽疲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原诸国，虎视眈眈，未可遽然图之。当此之时，宜深根固本，以俟天时。”

“江州地处腹心，四塞险固，有山川之险可依，无四面受敌之忧。且蜀地安定，沃野千里，粮秣充盈，甲兵犀利。蜀地物资顺江而下，三日便可抵达垫江码头！”

“再者，自王上移驾江州督政以来，巴蜀气象一新，政令畅通，百业兴旺。此乃地利人和之所钟。还都江州，非退守之策，实乃进取之基。待他日国力鼎盛，兵精粮足，则顺江而下，可吞楚；北出剑阁，可图秦。望王上察之，早定国本，以安天下之心。

姬长伯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奏疏的封面。房会等人的考虑，与他近来的思虑不谋而合。

汉国的都城，一直以来都更像一个前进基地，随着战线的推进而不断迁移，虽然彰显了锐意进取的姿态，但也带来了行政效率的损耗和根基不稳的隐患。

灭蜀之后，都城定于郫邑，北上汉中之后，要不是文景劝阻，又差点迁都汉中。

如今，凭借鹰嘴涧的胜利和姬子越在申地的攻势，汉国已经获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和前所未有的威望。是时候停下来，好好经营一下基本盘了。

楚国正在被他的“商战”和“银弹”软刀子割肉，内部矛盾激化，这给了汉国一个难得的战略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不应该全部投入到无休止的扩张中，更应该用于内部的消化、整合与强化。

一个稳定、富庶、强大的巴蜀根据地，远比在楚国境内争夺一城一地来得重要。

更重要的是，他还都江州，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汉国的战略重心，将从持续的对外扩张，暂时转向内部的巩固与发展。

这既能安抚国内因连年征战而产生的疲敝情绪，也能让像楚国安陵君之类心怀异志的封君更加动摇——汉国不再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这让他们待价而沽或者改换门庭的投机成本大大增加。

深思熟虑之后，姬长伯终于做出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