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銮殿上那场关乎国运的激烈争吵，最终以大炎皇帝南宫云采纳太尉“暂取守势，尝试招抚”的缓兵之计而暂告段落。但“招抚”二字，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千难万难。派谁去？许以何职？底线何在？这些问题在退朝后的几日里，如同鬼魅般缠绕着神京皇城的深宫与各部衙署，引发了一场更为隐秘、却也更加激烈的角力。

以兵部尚书、都察院几位御史为首的主战派，虽在明面上暂时偃旗息鼓，背地里却活动频繁。他们不断上书，或慷慨陈词，言称招抚乃是示弱，养虎为患，必将遗臭万年；或暗中搜集整理东南败绩的细节，夸大天龙军火器之利、杀戮之残，试图证明唯有倾举国之力，速发大兵，方能挽回天朝颜面。

甚至有人暗中串联，将希望寄托于刚被皇帝派去镇守北疆、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期望他能站出来力主征伐。

而以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及部分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主和”（实为“缓抚”）派，则更加忧心忡忡。他们深知国库空虚、粮饷匮乏的窘境，更清楚中原各地兵马糜烂、不堪一击的现实。太尉的策略虽是无奈之举，却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出路。他们竭力在皇帝面前陈说利害，强调当务之急是稳住东南局势，争取时间整顿内政、筹措军费、遍招能人，看能不能仿制天龙军的妖器。户部更是掰着手指头算账，东南赋税断绝，若再兴大军，恐怕不出三月，朝廷就要彻底破产。

龙椅上的皇帝南宫云，这几日如同架在火上烤。主战派的奏章字字诛心，让他觉得若不行征伐，自己便是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可主和派摆出的现实难题，又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战事不利，恐怕立刻就是江山社稷倾覆之祸。他年轻的脸庞上多了几分憔悴，眼底布满血丝，在“天朝体面”与“现实存亡”之间痛苦地摇摆。

最终，还是太尉的一番密奏，促使他下定了决心。太尉直言：“陛下，招抚成败尚在其次，此举本身，即可向天下昭示陛下怀柔之心、朝廷宽仁之德。若那沈良玉拒而不受，则其反叛之心，天下共见，届时再战，民心士气皆在我朝。此乃‘先礼后兵’，占尽大义名分。且……亦可借此窥探贼军虚实，拖延其北进步伐，为朝廷布防争取宝贵时间。”

这番话，既给了皇帝台阶下，也点明了招抚背后的战略意图。南宫云终于下定决心，尝试招抚。

接下来，便是人选之争。这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甚至可谓九死一生的险差。对方是拥兵自重、连克数省的“反贼头子”，一言不合，钦差的人头就可能被用来祭旗。朝中重臣个个推诿，无人敢应。几番争执拉扯，最终，一个看似“合适”又似乎“无足轻重”的人选被推了出来——礼部右侍郎，李文博。

此人年近五旬，官职不高不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并非朝中任何派系的核心人物，但胜在熟读经史，能言善辩，且一贯以“忠贞”自诩。派他去，成了，是陛下圣明，朝廷恩德；败了，甚至死了，对朝局也没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李文博本人，在几番“晓以大义”和“陛下厚望”的铺垫下，竟也生出几分“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感，硬着头皮接下了这“宣慰钦差”的差事。

诏书很快拟好，盖上了皇帝玉玺。内容极尽笼络之能事：先是斥责地方官吏无能，致使“良民”被逼“啸聚”，表示朝廷“概不深究”；然后大力褒奖沈良玉“剿灭狄虏，有功于国”（刻意忽略其攻打州府的事实），最后开出价码：敕封沈良玉为 “东南宣抚使，总制东南六省兵马民政”， 并加封 “靖安侯” 爵位，世袭罔替。条件是，需解散“天龙军”，听候朝廷整编，并赴神京面圣谢恩。

这诏书，连起草的翰林学士都觉得脸皮发烫。但这就是朝廷能给出的最大限码，也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

钦差仪仗匆匆准备停当，李文博带着诏书、和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一队五百人的御林军护卫下，离开了神京，沿着官道，一路向南而行。沿途，所见所闻，更让他心惊肉跳。越是靠近东南地界，流言越是猖獗，百姓对“天龙军”虽是畏惧，但言谈间竟也隐隐透着一丝对“三年免税”的羡慕和好奇。而地方官员则个个如惊弓之鸟，城防严密，对钦差队伍也只是例行公事地接待，全然不见往日阿谀奉承。

这一日，钦差队伍终于抵达了临江府地界。距离府城尚有数十里，便被两台巡逻的天龙军运兵车拦下。

“站住！什么人？前往何处？再往前一步就死！”为首的小队长下车，端起步枪，子弹上膛。声音冷硬，毫无对朝廷官兵的敬畏。随后运兵车上天龙军士兵全部下车，依靠运兵车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