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到八月初，大明南北漕船络绎不绝，比永乐皇帝北伐还热闹。

百姓在岸边看着满载货物的漕船北行，感慨大明的强大，赞叹皇帝的富足。

年轻人则羡慕船工南北闯荡，可以外出长见识。

朱元璋从未鼓励商业，三十税一是个虚幻的数字。

大明朝的物资转运成本高的恐怖，每千里是物资成本的九倍，几乎百里翻一倍。

收税环节多的是，每个乡都有巡检司，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很严格。

丁税一部分上缴，关税是地方所有，保证查的严。

漕船的南北行进时间，以通州到杭州为准，共有120道水关。

一开始民间标准是15天，官府差船标准是10天。

后来又逐渐调整为14天和8天。

漕运总督衙门在淮安，南北一分为二计算。

二百年来都遵循都这个标准，漕船一旦逾期，令牌、文牒、路引全部作废，若无滞留地官方证明，任何水关都可以扣留。

没有出发地官府来认领，船上的人就会被流戍。

能在运河上自由停留的人，向来是特权阶级。

有功名的人、或者有官身的人，一般乡绅都没资格。

这规矩严重约束了物资流动。

又放纵了特权对生产资料的占据。

鲁藩能成为长途漕商，是没人能在成本上竞争过他。

运河南北四千里，沿途只有一个藩王，长吏司利用押解俸禄的名义，可以让漕船自由行走，无需缴任何税。

功名之人也是如此，路引无期限、无地域限制。

但功名之人携带物资和随行人员，如同他们的免税田一样，有个额度上限，不可能一溜船都用一个人担保。

没有份额限制的人，必须是一品大员，拥有三公三少虚衔，只有这类人可以无限担保。

南北武勋不仅可以自己跑，都督府下属就有很多漕船，令牌随便开。

官府当然也可以发放通牒，但地方官府出省很难，与乡绅一样，短途运输很自由，妄图跨省南北通行，要么是政务，要么是中枢衙门。

如此严格的措施，二百年下来，就算田产收税，顶尖豪商大族也会越来越富。

尤其是南直隶，‘内循环’就足够了，远比北方繁荣。

英国公和皇帝让卫时觉‘控制’漕运，不是去控制衙门，打通沿线即可。

生意嘛，有买有卖，渠道畅通，就叫控制。

后军有漕船，有令牌，这是渠道。

有渠道的人多了，物资通行才是买卖。

卫时觉与山东官府交易、与鲁藩合作，顺利打通山东，获得山东物资转卖。

朝中虽然惊叹，却不看好他在南直隶的行为。

孙承宗和皇帝都告诫过小心。

英国公没有告诫，但也做好失败的可能，否则不可能给他名章。

结果让人惊掉下巴。

骠骑将军如同他在辽东作战一样，直奔苏州，把中枢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利索‘攻占’，南勋都没反应过来，北勋和内廷就进驻苏州了，还是他们‘邀请’而来。

浙江就不需要去了，会把那边的人吓坏，做生意就可以。

洪武和永乐都没实现的事，卫时觉办到了。

效果虽然有待观察，也让整个中枢噤声。

北方有盐，控制粮布，就控制了天下，其他油酱醋茶都是杂项。

好像只用卫时觉一人，皇帝就能控制钱粮和武力。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八月初一，漕船给孙承宗运输完物资，就在给通州转运。

很不幸，这是私人货。

别管人家有多少，就算放在太仓，也是皇帝和都督府的货，户部若借调，必须求皇帝和英国公。

到八月初十，内阁六部、都督府勋贵、内廷厂卫，都来看过。

太他妈多了。

幸福过头，就是头疼了。

300万两白银采购来价值500万的粮食，又采购来400万布匹和杂货，国库也没有突然收到过这么多货。

还有三千万两股份呢。

人家出去一趟，搞来7年国库税赋，还有永久的每年三百万收入。

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