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稽！”

他目光转向众人，声音提高，“老夫执掌财政部，便用数字说话！崇祯六年（1633）之前，明廷在四川，除去实物粮税，所能收取的各类商税、盐税、杂项等，折银不过数十万两，且年年拖欠，难以足额。

而去年，我大夏在四川，仅商业、工业、盐铁等非农业税收，便入库白银一百八十七万两有余！今年预计将会更多！”

他顿了顿，让这个数字在众人心中消化，然后抛出更重磅的：“至于粮税，明廷在四川鼎盛时年入粮税亦不过百万石左右，且多折色，实际入库更少。

而去岁，我大夏在四川，清丈田亩，均平赋税，仅粮食一项，便实收两百六十六万石！皆入各地官仓，以备军需民用！”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一脸绝望和不可置信的吕维琪：“吕先生，您是明廷官员，应当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明廷一年全国岁入，如今怕是折色后也不过数百万两白银，粮税亦捉襟见肘。

而我大夏仅四川一省，岁入已远超明廷昔日四川之数倍！这便是你们口中动摇财政的我大夏的国库！这便是你们赖以生存、并认为天经地义的祖制所带来的结果吗？！”

张父的话如同重锤，一击又一击地敲打在吕维琪等人的心上。

他们赖以自豪的士绅身份和特权，在如此赤裸而强大的事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丑陋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