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孽（以多尔衮为首，活动于长白山）暗通款曲，其国中‘实学研习所’对朕赐予的《天工开物》倒是钻研得勤勉，可惜，方向似乎有些偏了，尽在些虚无缥缈之处打转。前番其使者竟还敢觊觎《永乐大典》遗籍，其心可诛。”他放下密报，目光扫过卢、史、孙三人，如同利剑出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此鼾声还夹杂异心，暗中磨牙。朕欲取朝鲜，以绝后患，并获东出之跳板，断建奴一臂。然，如何能‘光明正大’，不使四方藩国寒心，不令朝中清流聒噪？”

如何为一场必然要发动的战争，披上“正义”与“不得已”的外衣，这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与谋略的难题。

孙传庭率先开口，他的声音带着历史的厚重感与新政推行者特有的务实：“陛下，朝鲜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武皇帝时便置汉四郡。其国虽自立，然法理上，长期为中原藩属。可从此着手。可遣使责问李倧不臣之罪，历数其纵容边民越界、贡品怠慢、私通建奴、甚至纵容属下窥探《永乐大典》等罪状，要求其国王入朝谢罪，并割让义州、铁山等边境要地，开放口岸，允我天兵入驻‘协防’。若其应允，则半岛门户洞开，我可逐步蚕食控扼；若其拒绝，便是公然叛逆，藐视天朝，我大军征讨，名正言顺。此乃‘传承历史，宗主之权’，占理为先。”

卢象升接着说道，语气中充满郭嘉式的洞察与决断，仿佛已俯瞰全局：“孙大人所言，乃堂堂正正之师，可立舆论根基。然，仅此或不足，需加一把火，令其自乱阵脚。可令辽东前线，故意示弱，纵放小股建奴余孽，使其窜入朝鲜境内，烧杀抢掠，制造边患。同时，散发檄文，痛斥朝鲜‘勾连建奴，为祸边疆’，‘庇护帝国之死敌，罪同谋逆’。将朝鲜与我朝之矛盾，转化为其与‘天下公敌’建奴同流合污之立场问题。届时，我朝出兵，非为侵伐，实为‘剿灭残匪，清理门户，维护东亚秩序’，此乃‘大义不臣，代天行罚’，迫其就范。”

史可法听完，阴恻恻地一笑，贾诩的毒计已然成型，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精准：“孙大人、卢大人之策，一明一暗，已近周全。然，尚可再添一剂猛药，令其永无翻身之理，亦让倭国无暇他顾，甚至可借此将倭国势力一并引入，一石二鸟，永绝后患。”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可密令沿海水师，假扮倭寇或海盗，频繁袭击朝鲜南部沿海，掳掠人口，制造恐慌，令其顾此失彼。同时，设法与倭国幕府中的激进派取得联系，或利诱，或威逼，散播‘朝鲜虚弱，内部分裂，乃天赐良机’之言论，鼓动其派遣浪人、甚至正规军队，自对马岛方向，登陆朝鲜釜山、金山等地。待倭人入朝，与朝鲜军纠缠之际，朝鲜必然焦头烂额，我朝再以‘宗主国’身份，‘应朝鲜乞求’或‘为维护藩属稳定，抵御倭患’，悍然出兵，‘助其抗倭’。届时，我军入朝，名正言顺，既可驱逐倭寇，亦可顺势……接管朝鲜全境，甚至重创来袭倭军。此乃‘驱虎吞狼，趁乱取利’。若操作得当，可令建奴余孽、朝鲜王室、倭国势力，三方混战，我等坐收渔利，最后将‘建奴祸乱’、‘倭寇入侵’之罪，一并坐实，我大明始终占据道德、法理与武力之巅，四海谁敢不服？” 逼建奴余孽入朝为乱，逼倭寇入朝劫掠，大明再以救世主和仲裁者的姿态介入……史可法此计，可谓将权谋与狠辣运用到了极致，完全符合其贾诩武魂的作风。

朱常洛听完三策，沉吟良久。堂内只剩下炭火的微弱噼啪声和窗外愈发凄厉的风嚎。孙传庭之策，奠定法理基础；卢象升之策，营造舆论氛围，激化矛盾；史可法之策，则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引爆点，甚至将潜在的对手倭国也算计了进去，手段虽毒，却可能效率最高。

“三策并用，相辅相成，循序渐进。”朱常洛最终拍板，眼中精光闪动，做出了决断，“孙卿负责梳理历史法理，制造外交压力，草拟问罪诏书；卢卿负责协调辽东前线策应，引导建奴，散播大义檄文，务求逼真；史卿……负责东南沿海及对倭联络，务必使‘倭患’猛烈逼真，令朝鲜自顾不暇，具体细节，尔等密议施行，用间、用谋，朕不问过程，只要结果——一个‘光明正大’，师出有名，且能一战定乾坤的朝鲜！”

“臣等领旨！”三人躬身，身影再次缓缓隐入帷幕之后的阴影中，开始筹划这场即将震动东亚格局的巨变。帝国的刀锋，已在暗中对准了那个不安分的藩属。

夜幕彻底笼罩了紫禁城，风势稍歇，鹅毛般的雪片却开始无声无息地飘落，绵绵密密，很快便将宫殿楼阁、玉阶丹墀染上一层厚厚的素白，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种亘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