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的清将觉罗巴哈纳，不甘心坐视林慕义势力在荆襄坐大，不断派出小股骑兵南下骚扰，试探襄阳防线的虚实。金声桓则针锋相对，以新编练的骑兵配合燧发铳手组成快速反应部队，依托棱堡雏形和烽燧体系，屡次给予清军游骑沉重打击，使其不敢深入。

在这种内外高压与利益重构的复杂博弈中，荆襄之地的新政，如同在激流中艰难立起的砥柱，虽不断承受着冲击，根基却一寸寸地向下扎去。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部分来自抄没的逆产和清丈出的公田），生产积极性提高；官府掌握的税基扩大，财政状况改善；军队因粮饷充足、赏罚分明而士气高昂；基层政权在大都督府派遣的官吏和本地开明士绅的配合下，逐步建立。

当崇祯十六年的秋风吹过汉水，襄阳城内外已是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虽然距离彻底的消化吸收尚需时日，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秩序雏形，已然在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上，顽强地显现出来。

金声桓站在修缮一新的襄阳城楼上，看着城外井然有序的田垄和远处隐约可见的、正在加固的边防哨垒，对身旁的孙铭和沈文渊感慨道：“昔日只知战场争锋，如今方知，这田亩之争、人心向背，方是真正的定鼎之战。大都督以此新政为砥柱，根基之深，恐非刀剑所能动摇矣。”

荆襄的初步平定与新政的落地，如同为大都督府的北伐巨鼎，铸就了一根坚实无比的鼎足。接下来，这尊已然成型的巨鼎，将携荆襄之力，将它的重量，投向更北方那片广袤而沉沦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