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场子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爆。

以前只是附近城中村的赌客和些小老板，现在连隔着几条街、甚至其他区的人都慕名而来。

他们不光是为了赌，更多是想来看看，我这个能让谢广豪吃瘪的“阿皮”，到底长啥样，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人一多，抽水就猛。胖子每天数钱数得手抽筋，脸上的愁容早就被一种近乎眩晕的喜悦取代。

他好几次抱着账本，咧着嘴对我傻笑：“阿皮，发了，咱们这次真发了，照这个势头下去，用不了一年，不，半年，咱们就能”

他没说完，但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更大的场子，更多的兄弟，更嚣张的排场。

阿斌更是扬眉吐气，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劲儿。

他手下那帮兄弟，尤其是跟着去砸过豪景会所的，一个个都把尾巴翘到了天上，在场子里说话声音都大了八度，看其他小弟都带着“功臣”的优越感。

只有阿文，似乎还残留着一点后怕，做事更加小心谨慎，对谁都陪着笑脸。

但他打理场子、招呼客人的本事确实没得说，把那些新来的、怀着各种心思的客人安排得明明白白，场子里的“服务质量”肉眼可见地提升了一个档次。

但我心里，却怎么也踏实不下来。

老田那座偶然显露的冰山，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感，更是一种沉重的、无形的压力。

我欠他的，不是钱，不是物，是一个天大的人情，是一条我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线”。

这条线现在能护着我，将来也可能勒死我。

我比以前去老田水店更勤了。

他大多时候还是沉默，眯着眼，手指跟着节奏敲打膝盖。我知道，他的病情也越来越重了。

“人啊，爬得太快，容易摔跟头。”他看着院子里那棵半死不活的歪脖子树，慢悠悠地说。

我心里一紧，知道他在点我。最近场子扩张太快，人手混杂，确实出了几起小纠纷，虽然被阿斌压下去了，但终究是隐患。

“根基不稳，楼盖得再高，风一吹就倒。”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默默点头，给他把茶满上。

这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底最隐秘的地方。

我何尝不知道这条路脏？手上沾了血，身上背了债，还能回到阳光下吗？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听着母亲絮絮叨叨说着村里的琐事，问我“工作”累不累，吃饭好不好，那种强烈的愧疚和伪装，都让我喉咙发紧。

但我能回头吗？身后跟着几十号指望我吃饭的兄弟。

老田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瞥了我一眼：“回不了头，就往前走。但得看清楚，前边是路，还是崖。”

他的话总是这样，不说透，留给你自己去琢磨。

每一次从水店出来，我都觉得脑子沉甸甸的，不是疲惫，是被塞进了太多需要消化的东西。

经他点拨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整顿内部。

我让胖子把账目做得更细，每一笔进出都要有明确的去向，尤其是给兄弟们分钱，必须公平，至少表面上要过得去。以前那种大块分金银的粗放模式，迟早会出问题。

我限制了阿斌招人的权限。以前是个人来投靠，只要谢斌点头，基本就收了。现在不行，每个新人，必须我和胖子、阿文都过一遍眼，查查底细，至少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阿斌对此有些不满，觉得我束缚了他手脚，但我态度坚决。

“阿斌，咱们现在不是小打小闹了。”我找他单独谈“人多是好事，但烂人多了，就是祸害。你得管好你手下那些人，别有点名气就飘了，到处惹是生非。再惹出谢广豪那样的事，老田未必肯帮第二次。”

提到老田，阿斌不吭声了，只是闷闷地点了点头。他现在对老田是又敬又畏。

我还开始让阿文有意识地接触一些场子以外的“正经”关系。

比如管我们这片区的消防、卫生的小头头，甚至是街道办的人。

请吃饭，送点不轻不重的礼，混个脸熟。

不指望他们能帮什么大忙，只求关键时刻别被人当枪使，或者能提前透点风声。

阿文对这种交际驾轻就熟，干得很起劲。

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跟“体面人”打交道的感觉。

日子就这么看似平稳地过着，波澜不惊。

这天下午，阿斌敲门说文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