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肥肉部分入口即化”。

杨林主张，认为这涉及到非牛顿流体在口腔温度下的剪切稀化效应。

还是“瘦肉部分丝丝分明”，肖镇主张，认为这关系到肌肉纤维在炖煮过程中的热裂解程度。

差点在饭桌上用筷子蘸着菜汤画起应力应变曲线，被同桌吃饭的老专家笑着制止：“你俩再分析下去，这肉都让隔壁桌的小王夹光了！”

当然，工作中也有严肃的分歧。

一次，在讨论如何抑制着陆接地前的轻微“海豚跳”（俯仰振荡）时，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肖镇基于线性化模型和经典控制理论，认为应该调整起落架缓冲器与飞控系统的耦合系数，增加阻尼。“从能量角度看，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杨林却凭着他丰富的模拟器经验和试飞员反馈，坚持问题根源在于飞行员拉杆动作与飞机自然频率耦合引发的pIo（飞行员诱发振荡）倾向。

“单纯增加阻尼可能会让杆力变得‘死沉’，影响精确操纵。

应该在控制律里加入一个针对着陆阶段的、非常规的预判滤波，提前化解飞行员的过度输入。”

两人在会议室里争得面红耳赤，白板上画满了各种传递函数框图和时域响应曲线，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就让数据说话！”最后还是肖镇提议，“我们做两个版本的飞控软件，一个用我的阻尼优化方案，一个用你的预判滤波方案，下次综合模拟测试一起上，看哪个效果好！”

“好！就这么办！谁输了谁负责打扫一周仿真室！”杨林毫不示弱地加码。

结果出乎意料。在复杂的综合模拟中，面对不同技术水平的“飞行员”操作，杨林的预判滤波方案在抑制振荡方面表现更稳定，尤其对新手飞行员更友好；而肖镇的方案在理想操作下效果极佳，但容错性稍差。

最终，两人综合了两个方案的优点，设计了一个自适应机制，根据操纵品质评估自动调整策略，取得了比单一方案都好的效果。

至于赌注，在宋院士的调停下，变成了两人一起打扫，美其名曰“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看来，理论和直觉缺一不可，打扫卫生也是。”肖镇拿着抹布，看着同样拎着水桶的杨林，笑着说道。

“是啊，工程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起干活还能促进技术交流。”杨林拧干拖把，深以为然。

这次争论与合作，让他们更加尊重彼此的领域，也明白了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在不同思维的边界，以及…共同劳动带来的“革命友谊”。

他们的合作并不仅限于飞控。当肖镇应宋院士要求，抽空去“航发那边转转”时，杨林也常常同行。

面对发动机控制系统与飞机整体的匹配问题，两人再次联袂出击。

“发动机的喘振边界控制，是否可以与飞控的迎角、侧滑角信息交联？”肖镇提出设想，“提前感知飞机姿态变化对进气流场的影响，主动调整燃油调度，防患于未然。”

“理论上可行，但发动机控制系统（FAdEc）和飞控系统（FcS）的数据总线协议和更新率不同，实时交联的延迟和可靠性是难题。”杨林指出了关键瓶颈，顺手把刚才讨论时无意识掰断的几根粉笔头整齐地排在桌上。

“用我们大禹半导体特制的那批高速数据交换模块呢？

它们就是为了解决异构系统高速互联设计的。

我们可以搭建一个旁路验证系统…”

肖镇立刻想到了自己带来的“嫁妆”，同时默默地把杨林排的粉笔头按长短顺序重新排了一遍。

说干就干。在征得相关系统总师同意后，两人带着几个骨干，连夜在实验室内搭建起了飞-发一体控制的半物理仿真平台。

那台中型超级计算机和大禹图形工作站发挥了巨大作用，承担了繁重的实时计算和渲染任务。

当屏幕上首次清晰地显示出，通过飞-发交联控制，成功在飞机大迎角机动时避免了发动机喘振的趋势，整个实验室都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杨林兴奋地差点把肖镇抱起来转圈，被肖镇敏捷地躲开了。

宋院士站在门口，看着这群废寝忘食的年轻人，看着肖镇和杨林并肩站在控制台前，专注地盯着屏幕、不时快速交流，偶尔还会因为一个操作互相“嫌弃”地推搡一下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无比欣慰和自豪的笑容。

他知道，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就在这些敢想敢干、勇于突破、既有严谨科学精神又不乏生活情趣的年轻人手中。

肖镇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