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

莫里斯.贾尔听说了这件事，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剩下个苏聪。

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一番纠结之后，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于是留在了剧组里，而且十分认真。

他读了很多文献，走访了许多学者，老贝要求很多，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还得有现代感，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闲下来就拉他讨论，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晚上回去写，写了很多片段，大概有四五稿。

这次去欧洲拍摄，他同样跟着。

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其实他也想过离开。

而且他这么做，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在挥霍自己的才华，在做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家人、朋友，也都劝阻过苏聪，让他不要再在《末代皇帝》这儿耽误自己。

苏聪说不明白。

他想坚持。

他就是犟。

他就是想留在《末代皇帝》的剧组里，哪怕其他人都反对。

心烦意乱间，苏聪从脚下的包里抽出几册上飞机前刚买的刊物。

放在最上面的《当代》吸引住了他。

准确的说，是写在《当代》封面上的一句话：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

只一句，便给苏聪吸引到了。

他确认一眼。

嗯，《当代》！

他对《当代》有刻板印象，觉得这部刊物发表的，更多是些英雄事迹、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

苏聪还听一个作家朋友和他聊过，说以前他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了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

那时候这个作家在《当代》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谈过，因为他的一篇后面没有结尾，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那位作家说，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似乎明白了点儿，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就只能自己编了。

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

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

苏聪不是作家。

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

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当代》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都是些“光明和希望”的。

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这回的《当代》，似乎很不一般！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既不光明，也不希望。

带着几分好奇，苏聪翻开这一册《当代》，这才发现这册《当代》竟然只发表了一篇，还是一位熟人的：

江弦。

在剧组里，苏聪也见过江弦几次，为了作曲顺利，还和他聊过一些剧情上的内容。

没想到一眨眼，就在《当代》上读到了他的，还是这么隆重的一期专号。

这位作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