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间，持续地、有计划地战俘、罪犯及其家属，向帝国的四面八方进行着转移和输送。

向东北，是粟末地本土、营州、辽东等地的广袤黑土地。

向北，是河套平原、阴山以南的丰美牧场。

向西北，是亟待开发的河西走廊，重建丝绸之路的据点。

向南，是岭南、交趾的湿热山林，以及更遥远的南海岛屿。

但是，粟末地偷偷转移过去的人口，并不在此列，这是杨子灿和粟末地政权的高度机密。

这些更加恐怖的数量人口，早就越过重洋和险阻，去了夷州、崖州……等的拓殖基地，以及那片被命名为“殷地安”的辽阔新大陆……

失踪者，“流徙+脱籍”者，实边者……他们真实的数字，杨子灿比谁都清楚。

三千二百万人口！

可仅仅是一千两百万口的数字，也足以令任何传统的史官、太学博士、户部官员瞠目结舌。

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战后的大隋，真正是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在没有彻底解决耕作技术的时代，就意味着良田荒芜，村镇空置。

它，也从任何人都意识不到的层面，揭示了穿越者阿布那超越时代局限的野心与布局。

他，不仅仅是在平定一场内乱，更是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主动的人口与资源的全球性再配置。

这，也是在为汉文明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这些在官方统计中“消失”了的三千二百万人，并未真正消失于世间

他们如同无数滴奔流入海的水珠，正散布在帝国辽阔的边疆和新拓展的领土上。

披荆斩棘，垦殖戍边

缓慢而又稳固地构建，一个更为分散、更具韧性、潜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汉新文明衍生体。

这些，即使是此时代最聪明的学者或官员，想破脑筋，也绝对不会勘破真相。

奏表的另一部分，则用大量的篇幅，用数据和案例，清晰地揭示了“除石计”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或许也是先帝杨坚和杨广，包括苟着的杨子灿，乐于见到的“副作用”。

曾经显赫数百年，上可操控皇权更迭，下可垄断地方经济文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甚至敢于鸩杀亲王的传统豪门大族，垮台了。

宇文、独孤、窦、于等家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以崔、卢、李、郑、王等山东五姓七望为首的，士族门阀。

以王、谢、袁、萧等为首的，江南华族……

如此等等，在隋末这场席卷天下的大动乱中，遭到了自北魏汉化以来最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的遭遇，或同，或不同，但结局一致。

或者，被直接卷入叛乱浪潮，兵败后遭到新朝的残酷清算，身死族灭，累世积累烟消云散，如部分关陇家族支持李渊，部分山东士族与窦建德、刘黑闼牵连颇深。

或者，因固守坞堡田庄，在乱世中成为各方势力洗劫掠夺的目标，被攻破屠戮，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或者，因在关键时刻政治站队错误，在新朝确立后遭到无情的政治清洗与打压，一蹶不振；

或者，因长期战乱导致其赖以生存的田庄经济破产，依附的佃户、部曲大量流失逃亡或死于非命，从而自然衰败，再也无力恢复往日的荣光……

与此同时，更有杨广持续不断的政治打压，如修订《氏族志》、经济削弱（如清查户口、推行输籍定样）。

以及，杨子灿借助乱局，进行的针对性打击，如强力支持和推行科举制度，对传统选官渠道进行彻底摧毁……

这些，共同构成了压垮这些参天大树的最后几根稻草。

奏表的结论部分，引用了一句即将流传开来的诗句，作为对这种现象的注脚。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进而，有了一个浅白得像老百姓俚语般的总结性阐述。

“一个属于各个阶层，凭借个人才能、学识与功绩，而非仅仅依赖门第与血脉得以崛起的新时代，正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缓慢而坚定地开启。”

三

夜晚，魏王府书房。

杨子灿缓缓合上这份沉甸甸的奏表副本，走到窗前，眺望着洛阳城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

远处的紫微宫在暮色中轮廓模糊，却依然散发着至高权力的威严。

身后的书案上，摆放着太常寺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