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河道，既安置了流民，恢复了生产，也改善了基础设施。

朝廷的目标清晰而坚定：藏富于民。

一批批精通农事的“农学官”，带着从粟末地引种成功的玉米、土豆、优质稻种等新作物，像种子一样被撒向各地。

他们指导农桑，推广轮作、施肥新法，甚至鼓励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组成 “农业生产合作社” ，共同抵御风险，提高效率。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却又是翻天覆地的革命。

它没有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壮怀激烈，却同样需要魄力与智慧。

而执行这场革命的，是一批被杨子灿从历史尘埃中提前发掘，或破格提拔的能臣干吏。

杜氏三兄弟——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与文学素养，被分别派往关东、河北、江南等重要郡县担任长官，他们清理积弊，推行新政，政声卓着。

曾在天水郡上珪县做出成绩的许敬宗，因其干练与（在杨子灿可控范围内的）机变，被擢升为西安郡（由原大兴城及周边改制）的行政副手，辅佐屈突通处理这个帝国旧都、百废待兴之地的繁杂政务。

而被杨子灿寄予厚望的房玄龄，戡乱结束后并没有调回中枢杨子灿身边，而是继续派往岭南。

他名义上是辅佐冯盎，实则肩负着将中原制度与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片广袤、待开发之地的重任。

如今，他已凭借其卓越的能力，成为岭南道举足轻重的行政大员，抚慰俚僚，推广稻作，开凿商路，将帝国的秩序与文明，一点点渗入五岭之南的茂密丛林。

……

这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如同夜空中提前点亮的政治新星，在各自的位置上bulingbuling地闪耀。

他们，共同支撑起“永安新政”的宏伟大厦。

二

制度的变革，最终需要人才的支撑。

在稳定地方行政的同时，一场同样深刻的教育改革，也在杨子灿的推动下，席卷而来。

大隋的教育体系，被全面恢复并革新。

中央财政提供全额预算拨款，确保了官学的运转。

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三个层面并行不悖，但教育的导向，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

除了传统的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书学与算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尤其是算学，被正式更名为 “数学” ，其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九章算术》等传统算经，而是引入了由粟末地学院整理、翻译的几何学概念，点、线、面、体，勾股定理，初步的三角测量……

这些充满逻辑与空间思维的知识，开始冲击着士子们固有的认知体系。

更引人瞩目的是，一大批实用主义的中高等专科学校，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洛阳及各郡治所建立起来。

工科、商科、农科、林科、牧科、渔科、矿科、水利科……这些在过去被士大夫视为“奇技淫巧”、“末业”的学问，如今被冠以“实学”之名，登堂入室，招收生徒，系统地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

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悄然变化。

诏令明确，以儒学为主，兼顾佛学、道经、神学为辅，形成一种开放而包容的学术氛围。

这背后，清晰地映照着粟末地政权那套融合了多种文化、强调实用与探索的“政经体系”的影子，只不过根据大隋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缩减”与“适配”。

无数的年轻学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

是继续埋首于故纸堆，追寻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统梦想，还是投身于这些新兴的“实学”，去探索一个更具确定性、也可能更广阔的未来？

时代的浪潮，已经开始拍打每一个人的心岸。

三

当大隋本土，正在经历着这场由杨子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时，他手中另一张更为庞大、也更为隐秘的棋盘——粟末地政权，也从未停止其扩张与建设的步伐。

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底气所在，也是他超越这个时代视野的试验场。

原东突厥的广袤草原，并未因旧突厥贵族体系及其政治体系的败亡而陷入混乱。

在粟末地强有力的军事震慑与高效的行政治理下，加上天神教这个被深度改造过的神学体系的思想引导之下，铁勒草原被划分为若干个郡，推行“草场承包，定牧轮耕”的政策。

古思汉（李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