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引经据典，慷慨陈词，有的凝神倾听，不时记录。

有的三五成群，低声讨论，面红耳赤却都保持着基本的礼仪。

郑善果悄然进来，在角落找了个蒲团坐下。

他本身就是饱学之士，沉浸经史多年，此刻听着各方讨论，只觉如鱼得水，耳目一新。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春秋》三传的微言大义，与史实考据的关系上。

一方坚持《左传》史实详备，是解经根本。

另一方则认为《公羊》《谷梁》阐发的义理才是圣人心法，史实细节倒在其次。

就在争论渐趋激烈，各执一词时，一个清朗而沉稳的声音响起，不疾不徐地压过了嘈杂。

“诸君稍安，窃以为，解《春秋》之难，难在文与事的参合。”

“左氏亲见国史，叙事详而博，然其或失之繁，公、谷传自口授，得圣人之旨，得其大义，然其或失之凿。”

“拘泥于门户之见，恐失《春秋》本意。”

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他穿着寻常的青色儒衫，面容清瘦，眼神却极为明亮锐利，带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洞见。

他坐在人群前排，身旁围坐着不少年纪相仿或稍长的士子，显然对他颇为信服。

此人正是关中读书社的创立者，当朝宰相、史学大家李大师之子，李延寿！

他一番话，既肯定了双方的部分论点，又指出了各自的局限，更点出了融会贯通的关键，见解深刻，立论公允。

原本争得面红耳赤的双方，闻言都冷静下来，陷入沉思，继而纷纷点头，会场气氛为之一变。

郑善果在角落看得暗暗点头，心中赞许。

“此子年纪轻轻，于史学一道的见识竟已如此老辣透彻，难怪能聚集这么多读书人，连李纲、王积都对其颇为赞赏。”

“其父李大师学问精深，此子更是青出于蓝，假以时日，成就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