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变了，之前的犹豫、无奈、算计瞬间被一种凛然的凝重所取代。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握紧了窗棂，目光穿透眼前的雨幕，看清那遥远海平面上正在酝酿的风暴。

陈恪知道，火候到了。

他悄然退后一步，留给胡宗宪消化这巨大信息量和随之而来的沉重压力的空间。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远非他口中所描述的那般迫在眉睫、泰山压顶。

嘉靖三十四年的现实是，遥远的欧洲，西班牙与葡萄牙虽凭借《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瓜分了世界，但其主力正深陷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纷争与王室联姻的复杂博弈中，目光并未完全聚焦远东。

他们的远东据点，如葡萄牙人赖以为生的澳门，更多是作为贸易中转站而非军事桥头堡存在，其存在依赖于大明王朝的默许而非武力征服。

至于陈恪刻意提及的荷兰人，此时其独立战争尚未结束，真正的“海上马车夫”黄金时代还要再等半个世纪。

他们的船只或许正在北大西洋与西班牙人缠斗，但绝无可能组织起一支能威胁大明海疆的、成建制的“坚船利炮”舰队。

此时东西方的科技与军事差距，虽有苗头，却远未形成代差。

陈恪口中的那可怕对手，更多是他基于穿越者先知视角，将未来的西方殖民扩张的成熟形态与武力水平，巧妙地、甚至是狡黠地浓缩并投射到了“现在”。

他深知胡宗宪作为一位富有远见的统帅，其最大的忧虑并非眼前的疥癣之疾，而是未来的心腹之患。

他精准地利用了胡宗宪对真正“海外”的信息匮乏，以及一位战略家固有的对未知威胁的警惕，精心编织了一个半真半假、虚实结合的故事。

真相则是，此刻的西方，尚未如此强大，更未将大明作为首要的、必须征服的目标。

但在陈恪的叙述中，零星的海商冲突被放大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未来的可能性被描绘成迫在眉睫的危机。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将一个足够巨大、足够遥远、却又似乎“合理”的潜在威胁，悬于胡宗宪的心头，迫使他将目光从眼前的党争恩怨中拔出来！

让他的心思投向更广阔的海洋，重新找到他必须坚持下去、甚至必须依附皇权以获取支持的理由——不是为了严党，不是为了私谊，而是为了这片海疆的未来，为了应对那“可能”到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