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争’的好处。徐华亭这是在投桃报李，用军工领域的绝对自主权，换取我不去干涉他在吏部、户部、乃至都察院的布局。一笔政治交易罢了。”

他看得透彻。

徐阶需要的是掌控官员任免、钱粮流向、言论风向这些核心政治资源，至于军工生产，虽重要，但毕竟专业性强，且投入巨大、见效周期长，短期内于他的权力布局影响不大。

用一个他原本就难以完全掌控的领域，来换取一个潜在对手的“中立”甚至“合作”，对徐阶而言，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

很快，皇帝的朱批也随之而下：“照准。着靖海伯陈恪悉心办理，务期实效。”

有了皇帝和首辅的双重背书，陈恪推行起改革来，雷厉风行。

他首先将杨继盛的“铁面无私”发挥到了极致。

火药局内部但凡有敢在用料、工艺、验收上动手脚、磨洋工的，无论背景如何，一经发现，立即由杨继盛按新制定的严苛规章惩处，轻则杖责革职，重则移送法办。

一时间，局内风气肃然，效率陡增。

吴兑则长袖善舞，负责与兵部、工部、户部各级官员打交道，协调资源调拨，化解外部阻力，将陈恪的意志顺畅贯彻下去。

陈恪自己则几乎泡在了火药局新辟的“匠作研造坊”内。

他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亲自提点那些挑选来的巧匠：如何优化颗粒火药的配比和压制工艺以提高燃烧效率；如何设计定装弹药以提升射速；甚至开始尝试用失蜡法铸造更轻便、射程更远的野战铜炮……

他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充分结合了这个时代现有的工艺水平，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

每一样改进，都伴随着反复的试验、失败、再调整。

汗水浸透夏衣，火药熏黑脸庞，是常有的事。但他乐此不疲，仿佛找到了比朝堂博弈更让他安心踏实的领域。

然而，陈恪的视野从未仅仅局限于几件火器。

他所有的心血，所有的隐忍，所有的经营，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宏大的目标——开海！

唯有开海，才能打破陆上资源的桎梏，通过海外贸易获取巨额财富，支撑起一支真正强大的、以火器为核心的新式军队的建设和维持。

唯有开海，才能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为大明注入新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边防乃至社会流动性的困局。

在军工体系初步理顺，新式火铳的样品试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陈恪认为时机稍趋成熟。

他选择在一个嘉靖帝斋戒后心情看似不错的午后，于西苑精舍觐见时，看似不经意地，再次提起了开海之议。

他奏对的角度极为巧妙，并未直言开海通商之利，而是着重强调“御寇于外海”的必要性。

“陛下，”陈恪言辞恳切，“如今东南倭患虽暂平，然其根未除。倭寇如野草，烧之不尽，盖因其有海路可通，有巢穴可依。我大明水师虽勇，然战船火力、续航皆不及西洋夷舰。臣督造新式火器，虽可强军，然终为陆上之防。若欲永靖海疆，非打造一支可驰骋大洋、坚船利炮之水师不可。然打造维持此等水师，耗银巨万，非如今国库所能长久支撑。”

他稍作停顿，观察了一下嘉靖帝的神色，见其并无不耐，才继续道：“臣愚见，或可于沿海择一二合适港口，仿宋元旧制，设市舶司，有限度地允准海商出入，官府抽分征税。如此，一则可笼络沿海豪强，使其不为倭寇内应，反为我所用；二则所获税银，可专款专用，用于打造、养护水师战舰。以海之利，养海之防，或可事半功倍，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使陛下永无东南之忧。”

这番话，已然将开海的直接目的包装成了“强化海防”，且将收益与军事开支直接挂钩，试图绕过“与民争利”、“违背祖制”的敏感话题。

嘉靖帝手持玉圭，静静听着，浑浊的眼中看不出喜怒。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以海之利，养海之防……听起来，倒似有些道理。元末明初，倭患亦时有之，太祖、成祖时，亦未曾全然禁海……”

陈恪心中刚刚升起一丝希望，却见嘉靖帝话锋一转：“然，此事牵涉甚广。沿海卫所、地方州府、乃至民间生计，皆与此关联。需从长计议，不可轻决。你的忠心，朕知道了，奏疏留下，容朕细思。”

一番话，滴水不漏，既未否定，也未答应，只是“留中”再议。

陈恪心下一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