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气候。

值房里，商议终于正式开始，官员们不再敢“顶嘴”，只是小声讨论着细节：

“刘健、谢迁赐自尽，日期定在三日后吧，给他们点时间写遗书；”

“他们的家产，抄没七成充作军饷，留下三成给家人，按皇爷说的办；”

“那些涉案的郎中、主事，革职查办，家产抄没一半，不用流放，改为‘杖责三十’，让他们记住教训；”

“还有宁王在京的眼线，让东厂赶紧抓，别等他们跑了，跟刘健的案子一起判。”

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虽然依旧压抑，却总算有了进展，不再像刚才那样“死气沉沉”。

刘瑾坐在一旁的紫檀木椅上，跷着二郎腿，手里把玩着个小银锤（太监常用的把玩之物），时不时插一句：“皇爷怕是不答应这么轻——抄没一半家产太少，至少七成；”“杖责三十太轻，改成五十，让他们疼个记性；”

每句话都往“重”了逼，逼着众人把判决再严几分，也算是在皇爷面前“表忠心”。

马文升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沉甸甸的——他知道，这不仅是给刘健、谢迁定罪，更是新皇对文官集团的一次敲打：告诉他们，皇权不是“文官议事”能制衡的，皇爷想让谁生，谁就能生；想让谁死，谁就活不了。

而刘瑾，就是皇爷手里最锋利的那把锤子，专门用来敲打他们这些“不听话的老臣”。

日头偏西时，初步的章程总算拟好了，用的是吏部的公文纸，上面签了每个官员的名字，按了手印，生怕以后出问题。

刘瑾拿起单子，吹了吹上面的墨迹，见墨汁干了，脸上露出满意的笑：“这还差不多，总算没白费功夫——要是早这么配合，咱家也不用费口舌。”

他站起身，抖了抖蟒袍上的褶皱，又理了理领口：“咱家先回去给皇爷复命，你们再仔细核一遍，明儿一早给咱家送到东厂衙署——记住，别漏了任何一个名字，皇爷会一个个查的！”

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回头，目光精准落在马文升身上，声音带着几分警告：“马大人，别忘了皇爷的玉佩——皇爷念旧情，也得分时候，别再偷偷递消息了，不然下次，咱家可就不是提醒这么简单了。”

马文升的手猛地攥紧，指节泛白，指甲都快嵌进肉里，却没说话——他知道，刘瑾手里有他的把柄，现在不能硬刚，只能忍。

刘瑾走后，值房里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

毛澄看着窗外的夕阳，夕阳把天空染成了血红色，像极了今天的议事场面，他突然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悲凉：“这大明朝，是真的变了——再也不是先帝那个‘文官敢言，皇帝纳谏’的世道了。”

没人接话，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变的不只是朝堂的氛围，更是皇权与臣权的天平——以前是“君臣共治”，现在是“皇权独大”，他们这些文官，再也不能像弘治朝那样“跟皇帝讲道理”了。

而刘瑾今天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敲打”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