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简直是胡言乱语！”

“生儿育女，天经地义。此番妖言，心、理不容！”

计划生育，这一概念在大明的初次登场，便迎来了两双怒目。

本就对李斌的年纪、刚刚的言论等诸多地方都有不满的钱、徐二弟子，此刻那是真真忍不了李斌一点。

哪怕是王守仁，情绪没那么激动，此刻也是眉头紧皱。

在王守仁看来，李斌的话，出自公心。

就像他所列举的宁波卫的实例：那军屯田亩减少得如此夸张，军头侵占、上官盘剥固然是成因之一。

但其成因，真的只有军头侵占吗？或者说，对比那数代，乃至十几代人的繁衍下，这些自然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挤占，难道还比不过少数军头的侵占、盘剥？！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哪怕这个答案听上去很残酷，甚至是血淋淋的...

那就是，人口自然增长，对“原额”相对固化的屯田侵占，远比那点军头盘剥要来得多得多，同样...

这些自然繁衍的人口，才是导致如今宁波卫，缺员严重。产出根本不足以养活足额战兵的罪魁祸首。

正所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李斌这般能够剥离自身身为人的情感，去分析问题的“冷酷”，真正令王守仁开始正视起眼前这个弱冠同知。

只是欣赏归欣赏，李斌的观念，王守仁依旧无法认同。甚至站在一个长辈的视角，王守仁觉得李斌这个思想，极其危险。

限制生育，这简直比他王氏心学还要来得离经叛道。

他王学的“叛逆”，仅仅是将所谓“天理”的解释权，下放个体。即，人本心良知，做符合自己良知的事情，即可成圣。

相对弱化了程朱理学，那强调礼法形式的核心。

但在根本上，王学也好、理学也罢，都未否认“天理”。

放在这生育一事上，具体来说就是：

程朱理学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做君子、要做圣人，你不能不孝吧？所以，一定得有个后人，这娃必须生，不然就是不孝。

哪怕这当事人自己就不想生育，在礼法的要求下，他也必须得生。否则就是德行有亏，就是人不行，就是被人指指点点...

而王学在这块，则更强调个人意愿。如果你想生，那就生，不想生就不生。“有后”，只是体现孝行的一种。

只要你真孝顺亲长，方法很多嘛。除了“留后”，这赡亲、养亲、尊亲，等等，都是行孝的方式。

而李斌言论中提到的想法是什么？

是管你想不想生，都得给你划个线，所有人都不许过线，不许多生。你想生也好，你爹想要你生也罢，全都不管！

谁越线，就罚谁...

这种设框架的玩法，瞬间就让王守仁想到了“法家”。李斌到底是信儒，还是信法，王守仁不在意。

外儒内法的明代社会，框架就在这，想要完全剥离法家，是不可能的。

王守仁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更不是读书读傻了的乡野秀才。李斌信什么，王守仁不在意，但他却明确的知道...

你可以“内法”，但在明代社会结构下，你绝对是不能明目张胆的“外法”的。一但“外法”，那就真是在挑战整个社会运行的规范了。

说是与当前大明朝中，上至公子王孙、下至黔首小民为敌都不为过。

念及于此，王守仁指尖轻轻叩了叩案上的茶盏，在叫停弟子的咆哮后，目光温和，却又带上了几分剖理的郑重，缓缓开口：

“贤侄此言，怕是将‘人伦之常’与‘私欲泛滥’混作一谈了。你说一视同仁，老夫深以为然。但一视同仁，绝非将小民求生的念想，与富户贪占的私欲摆在一块苛责。”

“你看这会稽山下的农户，家有薄田十亩，春耕要赶时令、秋收要防洪涝，冬闲还要织些布帛以换油盐。他们多育一子，非是‘滥生’，而是怕这天旱时，少一双能抗犁的手；是怕老来筋骨衰弱时，少了一防老之人。”

“这种求生的多育，与富户贪占的多拿，岂可同日而语？老夫也想请教贤侄，若这尔之本心，是苛责小民求生之念，那这‘理’，岂不是离了人心？”

“吾等讲致良知，先要体察这世间最实在的人情。在老夫看来，富户去贪欲，是良知；小民求安身，也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