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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正月，宣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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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被杀后，公卿上奏说京兆尹张敞是杨恽的党羽朋友，不适宜再担任现职。宣帝爱惜张敞的才能，特意压下奏章，不下发处理。张敞派属官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私自回家说：“他不过是个只能当五天的京兆尹罢了（指即将被免职），还能再办案吗！”张敞听说絮舜的话，立即布置官吏逮捕絮舜关进监狱，昼夜审讯，最终将他罗织成死罪。絮舜临刑前，张敞派主簿拿着公文告诉絮舜：“‘五日京兆’究竟怎么样？冬天已经过完了，你还想延长性命吗？”于是将絮舜押赴闹市处死。适逢立春，朝廷派出审理冤狱的使者出行巡视，絮舜的家属用车载着絮舜的尸体，并把张敞的那道公文附在状纸上，向使者申诉。使者上奏张敞残杀无辜。宣帝想给张敞一个自便的机会（免职但不深究），就先将以前张敞因杨恽案受牵连的奏章发下，将张敞免为庶人。张敞到宫门交还印绶，随即从宫门前逃亡（亡命，指逃命避祸）。几个月后，京师长安的官吏和百姓法制松弛，击鼓报警的事件多次发生，而冀州（今河北一带）境内出现大盗，宣帝想起张敞的治理功效，派使者到他逃亡的家中召他回朝。张倩正身负重罪（被通缉），等使者到来，他的妻子儿女都哭泣惊恐，唯独张敞笑着说：“我是个逃亡的平民，郡吏应当来逮捕我。现在使者来了，这是天子想用我了。”于是整理行装随使者进京，到公车府（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上书说：“臣以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因杀害属官絮舜获罪。絮舜本是臣平日厚待的属吏，多次蒙受臣的恩惠宽恕。他以为臣被弹劾应当免官，接受臣的指令办案，却私自回家睡觉，还说臣是‘五日京兆’。这是背恩忘义，伤风败俗。臣私下认为絮舜行为恶劣，便违法杀了他。臣张敞残杀无辜，审讯判案故意不公正，即使伏法处死，也死而无憾！”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冀州境内的盗贼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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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刘奭（shi）性格温柔仁慈，喜好儒家学说，看到宣帝任用的多是精通法令条文的官吏，用刑罚约束臣下，曾经在陪侍宣帝饮宴时委婉地说：“陛下用刑太深，应该任用儒生。”宣帝脸色一变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儒家仁政）和‘霸道’（法家刑名）兼而用之。怎么能单纯依靠德教，采用周朝的治国方法呢！况且俗儒不通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否定今人，使人迷惑于名称和实际的区别，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怎么能够委以重任！”于是叹息说：“将来败坏我刘家天下的，就是太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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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王道和霸道，并无本质不同。从前夏、商、周三代的盛世，礼乐征伐之令都出自天子，这就叫“王”。天子势力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同盟国共同讨伐不服从天子命令者以尊奉王室的，这就叫“霸”。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都是本于仁义，任用贤能，赏善罚恶，禁暴除乱。只不过在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有深浅之别，功业有大小之差，政令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三代的盛世，是由于君主不去努力实行，并非先王之道不可在后世重新推行。儒者之中有君子，也有小人。那些俗儒，确实不足以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寻求真正的儒者来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并任用他们，汉朝的功业岂能仅仅像现在这样吗！汉宣帝认为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大体，必定会败坏刘氏天下，这是可以的；但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大概不是用来训示子孙、垂范将来的正确道理。

汉宣帝中宗孝宣皇帝 甘露元年（戊辰年，公元前53年）

淮阳宪王刘钦喜好法律，聪明通达有才能；他的母亲张婕妤特别受宣帝宠爱。宣帝因此疏远太子刘奭而偏爱淮阳宪王，多次赞叹宪王说：“真是我的儿子啊！”常常有意想立宪王为太子，然而因为太子出身微贱（其母许皇后被霍光妻毒杀），宣帝年轻时又依靠许氏（许皇后家族），等到即位时许皇后又被害死，所以不忍心废黜太子。过了很久，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为韦玄成曾将爵位让给兄长，想以此感化开导宪王（暗示其应安守本分）。从此太子的地位才得以安定。

匈奴呼韩邪单于兵败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出谋划策，劝他向汉朝称臣，入朝朝见，侍奉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