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地位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兴废。汉朝立赵飞燕为皇后，后代就断绝了。陛下应该想到《关雎》诗篇的追求（指贤德后妃），远离五种禁忌（指无子、淫佚、不敬父母、口舌、盗窃）。”太尉陈蕃也认为田氏出身卑微，而窦氏是良家，极力争取。桓帝不得已，辛巳日（二十日），立窦贵人为皇后，任命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封为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日（二十一日），黄门北寺（宦官办公处）失火。

陈蕃多次替李膺、冯绲、刘佑申诉冤屈，请求原谅宽恕，恢复官职爵位。 他一再请求，言辞恳切，甚至流泪。桓帝不听。应奉上书说：“忠臣和武将，是国家的心腹和脊梁。我见到被罚劳作的左校营苦役犯冯绲、刘佑、李膺等人，他们诛杀和弹劾奸臣，完全依法办事。陛下既不听取调查，反而轻信谗言，结果使忠臣和大恶同罪。从春季到冬季，未能蒙受宽恕。远近的人看到和听到后，无不为之叹息。处理政事的关键在于，要记住臣下的功劳，忘掉他们的过失。所以武帝将韩安国（因罪入狱）从徒中起用，宣帝征召逃亡的张敞（因罪逃亡）为官。冯绲先前讨伐蛮荆，如同周朝尹吉甫的功绩；刘佑多次主持执法，有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气节；李膺在幽州、并州建立威名，任度辽将军时留下恩惠。如今三方的边境不安宁，朝廷大军还未振奋。请求原谅李膺等人，以防备不测。”奏章呈上后，桓帝这才免除三人的刑罚。过了很久，李膺重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

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贪婪残暴，没有德政。 他畏惧李膺的威严，逃回京都洛阳，躲在他哥哥张让家的合柱（夹墙）中。李膺得知情况，率领吏卒破开合柱，将张朔逮捕，交付洛阳监狱。审讯完毕，立即处死。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求批准就加以诛杀。李膺回答说：“从前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后就诛杀了少正卯。如今我到职已满十天，私下害怕因办事拖延而获罪，没想到竟获行动迅速的罪。我确实知道自己的罪责，死期就在眼前。我只请求再留任五天，一定消灭元凶巨恶，然后再回来受烹刑，这才是我最初的愿望。”桓帝不再说话，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校尉有什么过失？”于是命李膺退出。从此，所有黄门、中常侍都谨慎恭敬，不敢大声呼吸，连休假日也不敢出宫。桓帝感到奇怪，问他们原因。大家都叩头哭泣说：“我们害怕李校尉。”当时朝廷政治一天比一天混乱，法纪败坏，然而只有李膺严守节操，保持声名。读书人能得到他接待的，都认为是“登龙门”。

朝廷征召东海国相刘宽担任尚书令。 刘宽是刘崎的儿子。他先后担任过三个郡的太守，温和仁爱，多行宽恕。即使在匆忙之时，也从未疾言厉色。官吏和百姓犯了过错，只用蒲草做的鞭子处罚，象征性地表示羞辱，始终不对人施加严刑。每次见到父老乡亲，就用乡间农事和家常话慰问；见到少年，就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训导勉励。人们都被他感化。

汉桓帝延熹九年（丙午，公元166年）

春季，正月，辛卯朔（初一），发生日食。 桓帝下诏命三公、九卿、各郡、各封国荐举“至孝”人才。太常赵典荐举的荀爽在考试对策时说：“古时候，圣人根据天地运行的法则制定礼制。在众多礼仪中，婚礼是首位。阳性刚纯才能施予，阴性柔顺才能化育。用礼制来调节欢乐，节制宣导其气，所以能多子多孙，享长寿之福。到了三代（夏商周）末世，君主淫乱没有节制，阳气在上面枯竭，阴气在下面阻隔，所以周公的诫言说：‘（这样）有时也会减损寿命。’《诗经》传（指韩诗外传）说：‘截断脚趾去适应鞋子，谁说他不愚蠢？怎么和这种人一样，为了追求欲望而丧命。’实在令人痛心。我听说后宫采女有五六千人，侍从官员、供驱使的仆人还不在此数。白白征收无罪百姓的赋税，供养无用的女子。百姓在外面穷困，阴阳在宫内隔绝，所以感动了上天的和气，灾异屡屡降临。我认为，那些未被陛下宠幸过的女子，应一律遣出，使她们婚配。这确实是国家的大福。”桓帝下诏，任命荀爽为郎中。

司隶、豫州发生饥荒，饿死的人有十分之四五，甚至有全家死光的。

桓帝下诏征召张奂，任命为大司农，重新任命皇甫规接替张奂担任度辽将军。 皇甫规因自己一连担任高官职位，打算退让回避，连续上书称病，不被批准。正好有朋友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皇甫规越过辖区边界迎接，于是派门客秘密报告并州刺史胡芳，说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应当紧急向朝廷检举弹劾。胡芳说：“皇甫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