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一，是因为委任不专，而世俗忌讳太多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必是忠臣。现在关系疏远的人诋毁他人，陛下就怀疑他出于私心报复所恨的人；赞誉他人，陛下就怀疑他出于私心偏爱所亲的人。左右近臣又趁机进谗言，使疏远者不敢批评或赞扬，以至于政事得失，也都嫌而不言。陛下应当考虑如何开阔朝臣的心胸，勉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觉效法古人，垂名青史；反而让廉昭之流扰乱其间，我担心大臣们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成为后世的警戒。从前周公告诫鲁侯（伯禽）说：‘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重用。’说的是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尚书》列举舜的功绩，说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无论大小都要除去。现在朝臣们不认为自己无能，而认为陛下不信任；不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陛下不询问。陛下何不遵循周公的用人之道，效法大舜的退人之法，让侍中、尚书等大臣坐则侍奉帷幄，行则随从御驾，亲自回答诏问，各自陈述见解，那么群臣的品行才能都能知晓。忠诚有才者晋升，昏庸低劣者黜退，谁还敢犹豫不决而不尽力？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使群臣各尽其才，贤愚优劣，在于陛下使用。这样来治理事务，何事不成？这样来建立功业，何功不立！每当有战事，诏书常说：‘谁该为此忧虑呢？我自己担忧罢了。’最近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没有，只是先公后私就自然办到了。’细读诏书，可知陛下对下情了解很深，但也奇怪陛下不治根本而担忧枝节。人的才能高低，实有本性，即使我也认为朝臣并非都称职。明主用人，应使有才能者不遗余力，无能者不得占据其位。推举选拔的人不称职，未必有罪；整个朝廷容忍不称职的人，才奇怪呢！陛下知道他不尽力却替他担忧职责，知道他无能却教他做事，这岂止是君主辛劳而臣下安逸？即使圣贤并存于世，终究不能以此治理国家！陛下又担心尚书台禁令不严，私下请托不断，设立出入宫廷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把守官署大门，这实在不是禁绝奸邪的根本。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尚且被弹劾，奏章纷纷；最近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司马懿）狂妄悖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默不作声，望风迎合旨意，比接受请托还严重。这是选拔人才不按实情的例证。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用今比古，是陛下自己没有督查执行必要的惩罚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出入宫廷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应有的措施。如果我的建议能被采纳一点，还怕奸邪不除，而养着廉昭这类人吗！揭发奸邪，是忠诚的行为；然而世人憎恨小人去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苟且求官。如果陛下不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必定认为违背众人、触犯世情是为国尽忠，暗中告密是尽心节操，哪有通才大德的人反而不能做这种事呢？实在是顾及道义而不愿做罢了。如果天下人都背道而逐利，那才是君主最忧虑的事，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明帝曾突然来到尚书台门前，陈矫跪着问：“陛下想去哪里？”明帝说：“想看看文书。”陈矫说：“这是臣的职责，不是陛下该亲临的。如果臣不称职，就请罢黜我，陛下应当回去。”明帝惭愧，掉头返回。明帝曾问陈矫：“司马懿（司马公）忠诚正直，可说是国家栋梁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众望所归的人，是否是国家栋梁之臣，臣不知道。”

吴国陆逊率军指向庐江（今安徽潜山），朝中议论认为应火速救援。满宠说：“庐江虽小，但将领精干，士兵精锐，防守能坚持一段时间。再者，敌军弃船登陆深入二百里，后方空虚断绝，不来进攻还想引诱他们来，现在应听任他们推进。只怕他们逃跑都来不及呢。”于是整顿军队直奔杨宜口（今地不详）。吴军听说后，连夜撤走。当时，吴军每年都有入侵计划。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临长江湖泊，北远寿春，敌军围攻合肥，可以据水为势；我军救援，须先击破其主力，才能解围。敌军来攻容易，我军救援困难。应将城内的驻军移到城西三十里处，那里有奇险可依，另建新城固守。这是将敌军引到平地而断其归路的好计策。”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认为：“这样做既是向天下示弱，又是望见敌军烟火就毁坏自己的城池，这叫不攻自破。一旦如此，敌军劫掠将无限度，我们只能退守淮北。”明帝未批准。满宠再次上表说：“孙子说：‘用兵是诡诈之道。’所以有能力要装作没有，用小利使敌人骄傲，显示恐惧来迷惑敌人，这说明表象与实力不必一致。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要制造假象。’现在敌军未到就移城后撤，这就是制造假象引诱他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