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大人皆熟读史书，岂不闻‘靖康之耻’？徽钦二帝尚且北狩，宗室嫔妃受尽屈辱，而汴梁百姓何辜，遭此荼毒？难道我们今天，要眼睁睁看着比‘靖康’更烈十倍的惨剧，在这江南重演吗？难道要等到清军的铁蹄踏破南京城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状成为现实，我等才追悔莫及吗？”

史可法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想反驳戚睿涵对“忠”的重新定义，想强调君臣纲常的不可逾越，但戚睿涵描绘的那幅亡国灭种的恐怖图景，以及左懋第被扣押、清军咄咄逼人的事实，像铁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内心，让他一时语塞，竟找不到更有力的言辞来反驳。马士英也陷入了沉默，脸色变幻不定，眼神闪烁，显然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权衡。戚睿涵的话，不仅触及了忠义，更触及了他们最根本的利益——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

戚睿涵趁热打铁，语气变得更加沉重，甚至带上了几分悲壮：“真正的忠君，绝非一味顺从君王的错误决策，哪怕是亡国灭种之路也要跟着走下去。那非是忠，是愚，是助纣为虐，是千秋万代的罪人！真正的忠臣，应是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百姓为念，在君王被私欲蒙蔽、迷失方向时，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哪怕因此背负千秋骂名，也要引导君王走向正确的道路，保全这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护佑这亿万华夏子民。此方为至忠，方为顾全大局之真忠臣！”

他目光锐利地扫过二人，最终定格在史可法那张饱受煎熬的脸上：“今日之举，看似悖逆，实则是为了挽救陛下，避免他因一时之昏聩，成为我大明王朝的末代之君，成为千古罪人；是为了让我汉家江山，不至彻底陆沉；是为了让我炎黄子孙，不至沦为异族奴仆。此举虽过程过激，却是此刻唯一能打破僵局、力挽狂澜之策。若成功，联合大顺，北御清虏，整军经武，则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后世史书，或会非议我等手段激烈，但若华夏得保，江山得存，后世明眼之人，绝不会否认此举保全文明之功！若失败……”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最后坚定地落在自己胸前，“所有罪责，我戚睿涵一力承担，与二位大人及诸位义士无干。我本非此世之人，何惧一死以谢天下？”

最后几句话，他说得斩钉截铁，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凛然。客舍内再次陷入了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宁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更夫梆子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史可法缓缓地、极其沉重地坐回椅子上，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他双手紧握成拳，放在膝盖上，指节因极度用力而发白，微微颤抖。他一生恪守臣节，忠君爱国几乎刻入骨髓，成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戚睿涵的话无疑是在冲击他毕生坚守的信条，让他感到一种信仰崩塌般的痛苦。但另一方面，他同样深知清虏的危害远超流寇，深知“联虏平寇”策略的虚幻与致命危险。左懋第被扣已是前车之鉴，多尔衮那封狂妄的信函言犹在耳，都无比清晰地印证了戚睿涵的判断。是恪守传统的、僵化的君臣之道，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还是行此“权宜之计”、“非常之忠”，搏一个可能的未来？他的内心在进行着惨烈的撕扯。

马士英内心的挣扎则更为现实和复杂。他贪恋手中的权位，享受这南京城中的富贵荣华，以及作为内阁大学士带来的尊荣。若依陛下之意，联虏平寇，看似暂时安稳，实则风险巨大，一旦清军南下，他这内阁大学士的位子还能坐得稳吗？身家性命都可能不保，甚至可能像北宋末年的那些投降派一样，遗臭万年。而若行此逼宫，成功了，他便是促成南明与大顺联合、共同抵御外侮的“首倡功臣”之一，不仅能保住现有的地位和财富，甚至可能因此青史留名，成为挽救危局的栋梁。虽然风险巨大，一旦失败就是灭顶之灾，但成功的收益也同样诱人。更重要的是，戚睿涵描绘的那个清军南下、玉石俱焚的场景，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那意味着他现有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利弊权衡，风险与机遇并存，他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

时间在沉默中一点点流逝，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黑透，浓重的夜色笼罩着南京城，只有房间里的灯火依旧在摇曳，将三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扭曲地投在墙壁上，显得格外凝重而诡异。

终于，在经过仿佛一纪般漫长的煎熬后，史可法长长地、艰难地吐出一口浊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抬起眼，眼中布满了血丝，眼神中充满了痛苦、挣扎，以及一丝最终下定决心的决绝，声音沙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戚使者……所言，虽……虽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但……但细细思之，确是为了社稷苍生……万不得已……而为之。”他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