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守将，一位名叫鄂硕的满州参领的重视。他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匪患，而是一支有组织、有手段、并且拥有火器的抵抗力量，其威胁远超那些只会打家劫舍的土匪。几次规模更大的围剿随之而来，动辄上百甚至数百人，分进合击，试图一举荡平栖霞山和紫金山。

面对强敌压境，李大坤与金圣叹、刘子壮等人商议后，果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策略。他将在现代耳熟能详的游击战术原则，结合明末山区作战的特点，灵活运用于这片十七世纪的山林。清军大队人马气势汹汹地进山，游击队便提前得到消息，化整为零，隐匿入更深更险峻的老林，或是借助周边同情义军的百姓掩护，分散到各个村庄“消失”不见。清军人生地不熟，如同拳头打蚊子，往往在山里转悠几天，只能找到几处废弃的空营地，愤而烧毁，却连游击队的影子都摸不到，最终只能粮草耗尽，无功而返。

而当清军分散驻扎在各处要道隘口，企图长期封锁困死游击队时，金圣叹、刘子壮等人的“文攻”和袭扰就发挥了作用。一次，一支两百人的清军进驻栖霞山脚下一座名为“柳铺”的村镇，强占民房，设立据点。当晚，金圣叹便亲自带人，将写满劝降话语、列数清军暴政、并警告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檄文，用响箭射入了清军营中，引得清军一夜数惊，军心浮动。

同时，李大坤指挥几名身手敏捷、善于夜行的队员，趁夜色潜入到镇子外围的制高点，用射程更远的改进型“小山炮”，将几包掺了辣椒粉、痒痒粉（用某些植物研磨）和石灰的炸药包，精准地投射进清军驻扎的院落。虽然爆炸威力有限，但弥漫的刺激性粉尘使得清军咳嗽不止，涕泪横流，皮肤红肿奇痒，整夜不得安宁，士气更加低落。次日开始，游击队的小股分队不断袭扰其哨兵，伏击其外出打柴、取水的小队，截杀其传令兵。不过三五日，这支清军便不堪其扰，士兵怨声载道，军官也束手无策，最终只得灰溜溜地放弃了柳铺据点，撤回南京。

就这样，李大坤、金圣叹、刘子壮、金堡等人领导的这支敌后游击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清军的围剿与反围剿中，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直至如今，活跃在南京城外紫金山、栖霞山、钟山等大小山峦丘陵地带的游击队员，总数已逾千人。

他们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形成了相对严密的组织架构，设立了作战、情报、后勤、工匠等不同分队，有了明确的分工和初步的纪律，更拥有了不容小觑的、适应山地丛林作战的独特战斗力。他们成了插入清廷统治江南腹地的一颗钉子，虽然还不够强大到正面抗衡，却让其如鲠在喉，寝食难安。

南京城内的旗人贵胄们，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头疼与不安。出城狩猎、游玩不再是一件惬意而安全的事；城外的巡逻队时常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通往长江上游或江北的粮道、物资运输线也受到威胁，押运部队不得不一再加强；甚至连一些旗人在城郊设立的庄园、田庄，也别想安宁，时常收到恐吓信件或被焚毁草料场。

那原本被视为已彻底征服、可以安心享乐的江南之地，仿佛一夜之间，从温顺的沉默中苏醒，布满了看不见的尖刺与复仇的火焰。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笼罩在南京城的上空，预示着这片土地上的抗争，远未结束，而那由李大坤等人点燃的敌后烽火，已然成燎原之势，在凛冽的寒风中，倔强地燃烧着，等待着更猛烈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