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朴，不过是希望在他治下的一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免受战乱流离之苦，他本人亦能得享太平，不再颠沛。至于权位，不过是实现此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若陛下能胸怀宽广，示以至诚，励精图治，刷新吏治，使天下归心，则顺王麾下数十万经历战火洗礼的旧部，非但不是隐患，反而能成为大明西北边疆一道坚固的屏障，抵御任何可能的侵扰。此乃双赢之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史可法眼中闪过赞许的光芒，显然对戚睿涵的分析深以为然：“元芝所见，甚合吾心。眼下之势，唯有同心协力，共图恢复，方是正理。任何猜忌与内耗，都只会亲者痛，而令蛰伏之敌暗中窃喜。你放心，于公于私，于国于民，老夫都会尽力斡旋，力主和平安置之策，使此番统一大业，能够平稳达成。”

离开史府，戚睿涵心中略感踏实。史可法的态度，代表了朝中一批较为正直、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倾向，是必须争取并且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接下来，他又依次拜访了以学问渊博、品性刚直、在清流中极具影响力的都御史刘宗周，以及文名满天下、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还有作为复社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董小倩姐夫的名士冒辟疆，以及另一位复社俊杰、精通西学的方以智等人。面对不同的对象，戚睿涵调整了沟通的策略和侧重点。

在与刘宗周的交谈中，戚睿涵更多地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切入，详细阐述李自成起义的被迫性与其现在追求和平、避免战祸的诚意，反复强调“止戈为武”、“仁者无敌”的道理，指出对归顺者示以仁德，使其能安民保境，方是圣王之道，亦是当前代价最小、最符合儒家理想的解决方式。

刘宗周性格耿介，对农民军过往攻城略地、特别是攻克北京后部分部队军纪败坏、导致崇祯自缢的行为仍有微词，言辞间颇为尖锐。但戚睿涵不卑不亢，一方面承认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李自成在西安时期尝试整顿吏治、恢复生产，以及此次联合抗清、最终放弃帝号、不愿为虚名再起战祸的态度和具体行动。他引经据典，将李自成的选择与历史上的类似情境相比较，最终，刘宗周虽未全然释怀，但对李自成“不愿因一己之私再祸苍生”的基本立场表示了有限的认可，认为若其能始终如此，朝廷亦当以诚相待，并承诺会在御史言官中，秉持公心，建言和平解决。

在钱谦益那座藏书丰富、陈设雅致的府邸，氛围则更为文雅和轻松一些。钱谦益身为文坛领袖，更看重一个人的才学、见识和谈吐。他对戚睿涵这个年轻人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某些“奇思妙想”颇为赞赏，尤其对他描述的李自成在西安时如何尝试借鉴明朝制度、任用部分文人、整顿吏治、恢复经济生产的具体举措很感兴趣。戚睿涵便抓住这个机会，详细说明了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等人辅佐下，颁布《大顺律》、设立官职、劝课农桑、稳定物价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尽管时间短暂且效果有限，但至少表明了一种试图从“流寇”向“治理者”转变的姿态。

他趁机将李自成描绘成一个虽出身草莽，却懂得汲取历史教训、尊重文教、有心治理地方、并非一味破坏的复杂领袖形象。钱谦益听得频频点头，抚须微笑，对戚睿涵的见识和口才表示欣赏，也认为和平统一符合士大夫阶层渴望稳定、重现治世的普遍心理。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什么，但言语间透露愿意利用自身在士林中的影响力，为“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华夏重光”的和平局面奔走呼吁，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而在冒辟疆和方以智这里，由于董小倩的关系和之前的交往，气氛最为随意和融洽。在冒辟疆位于京城暂居的“水绘园”别业中，几人围坐在荷花池畔的凉亭内，煮酒品茗，更像是好友之间的聚会。

戚睿涵不仅谈及李自成的个人选择和西北的现状，也更深入地分析了当前整个天下的微妙大势。他指出，和平建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是结束长达数十年战乱、恢复民生经济成本最低、于天下各阶层最有利的选择。任何试图背弃当前和平进程、因内部猜忌或权力算计而重启战端的行径，无论其借口如何冠冕堂皇，都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置亿万苍生于水火而不顾，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受到后世唾骂。

冒辟疆和方以智本就是心怀天下、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经历过明末的混乱与南明小朝廷的倾轧，对和平与秩序的渴望尤为强烈。他们对此番分析深表赞同，认为戚睿涵看得透彻。两人当场表示，一定会利用复社残余的影响力、他们个人在江南士林和北方文人圈中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