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伸手轻轻转动灯座，“贺龙同志的烟斗总在桌上敲，说‘不解决群众的土地问题，红军就站不住脚’。”他指着墙上模糊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这几个字，是我亲手写的，当时用的是锅底灰调桐油，没想到能保留到今天。”

镇里的老文书捧着一个铁皮盒赶来，里面装着当年红军留下的文件。肖克戴上老花镜，手指拂过泛黄的纸页，在一份《关于发展黔东特区的决议》前停住了目光。“这是段苏权同志起草的，”他语气里带着怀念，“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白天打仗，晚上就着油灯写报告，眼睛熬得通红。”当看到文件上“保护工商业”的条款时，老人笑了：“我们当时就知道，光靠打仗不行，得让乡亲们有饭吃、有衣穿，革命才能长久。”

在当年的红军医院旧址，肖克遇见了92岁的文奶奶。老人的手指关节早已变形，却紧紧攥着一个布包：“肖将军，这是您当年给我的药瓶，我一直没舍得扔。”布包里的玻璃瓶早已失去光泽，但瓶身“红三军卫生部”的刻字依然清晰。肖克接过药瓶，突然想起那个雪夜：“那天你男人发高烧，我把仅有的半瓶奎宁给了你，你非要把陪嫁的银镯子塞给我，我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还哭了鼻子。”文奶奶抹着眼泪笑了：“后来才知道，那药救了你多少战士啊。”

走访神兵旧址时，肖克特意去看了当年冉少波练兵的操场。青石板铺就的校场中央，还留着当年的刀劈痕迹。“冉少波是条好汉，”老人捡起一块碎瓦片，在地上画出当年的战术图，“他把神兵的‘坛规’改成红军的纪律，说‘神符保不了命，团结才能活命’，千余神兵当场撕下神符换红军帽，那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迈开脚步在操场上走了两个来回，步伐虽有些蹒跚，却依旧稳健，仿佛在丈量当年的练兵足迹，夕阳落在老人身上，他的身影与远处的山峦重叠，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挥斥方遒的年轻将领。

离开枫香溪的前夜，肖克在镇政府的灯下写了整整三页纸。他在信中叮嘱当地干部：“要保护好每一处革命旧址，那不是冰冷的石头，是红军与乡亲们的心。”清晨出发时，镇小学的孩子们站在路边，举着自制的小红旗齐声唱《东方红》。肖克走下车，摸摸孩子们冻红的脸颊：“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建设家乡，别让当年牺牲的战士们失望。”车开远了，孩子们的歌声还在山谷里回荡，像一串永不熄灭的火种。

段苏权：淇滩的涛声未歇

1988年仲夏，淇滩镇的乌江码头挤满了人。当段苏权拄着拐杖走下轮船时，八十岁的周大爷突然扯开嗓子喊：“是段参谋长！当年就是他带着我们架浮桥的！”老人的声音惊动了江面上的鱼鹰，翅膀拍打的声音与人群的欢呼交织在一起，惊起层层浪花。

在当年的浮桥遗址，段苏权蹲在江边，抓起一把鹅卵石。石头被江水冲刷得光滑圆润，他却能准确指出哪一块曾被用来固定浮桥：“这里的水流太急，我们用八根大铁链拴着木船，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里泡了三天三夜，好多人的腿都浮肿了。”他指着对岸的山崖，“那里有个山洞，当年我们藏了二十箱弹药，现在估计还能找到锈迹。”随行的年轻人不信，攀上山崖果然发现了山洞，岩壁上还留着“红三军供给部”的粉笔字。

走访当年的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时，段苏权在一间瓦房前停住脚步。墙上“实行土地革命”的标语已有些模糊，但每个字的笔画都透着力量。“这是我亲手刷的标语，”老人伸手比划着，“当时用的是红土调桐油，刷到第七个字时，敌机来了，我抱着颜料桶躲在桌下，出来时满脸都是红泥。”屋里的八仙桌还是当年的旧物，桌面的划痕里嵌着细小的木屑，段苏权抚摸着桌面：“贺龙同志就在这桌上签发过《施政纲领》，当时墨水不够，他蘸着红土写，字里都带着血丝。”

在淇滩小学的操场上，段苏权见到了一群穿着红军服的孩子。他们正在排练情景剧《浮桥》，扮演红军战士的小男孩举着木枪，稚嫩的脸上涂着红泥。老人走到孩子中间，指着一个小姑娘的绑腿说：“当年我们的绑腿要缠七圈，这样爬山才不会掉。”他接过孩子手中的木枪，突然来了精神，演示起当年的持枪姿势：“枪要这样端，既省力又瞄准，当年我就是这样教新兵的。”孩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老人的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最让段苏权牵挂的，是当年为红军送情报的李奶奶。当他走进低矮的土屋时，九十岁的李奶奶正坐在火塘边搓麻绳。见到段苏权，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段参谋长，你还记得我给你送的情报吗？用桐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