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长株潭地区有八家上市公司是产业链关键节点，完全停工将引发全国性供应链波动。第三，”他看向镜头，“我们需要差异化的风险评估模型。城市社区、工业园区、农村地区、交通枢纽，风险特征不同，防控措施应该分级分类，不能‘一刀切’。”

他的陈述像一份商业报告，每个问题都带着潜在的成本估算。

赵立文翻开面前的笔记本，语速均匀：“皖江省的问题聚焦在三个矛盾上。第一，跨省标准不统一带来的管控漏洞。江夏省判定密接的标准是‘同一空间四小时’，我省标准是‘两小时’，这个两小时的差值可能导致疫情输入。第二，资源共享缺乏制度保障。我省隔离房间缺口一千二百间，而相邻的潇湘省有闲置资源，但协调三天未果。第三，”他推了推眼镜，“部分基层干部存在‘风险错觉’。因我省病例总数相对较少，一些干部产生了麻痹思想，对防控措施打折扣。需要建立明确的追责机制。”

他的每个问题都指向制度、标准、责任——典型的政法思维。

林枫飞速记录，笔尖在纸上划出急促的沙沙声。等四人说完，他抬起头：“问题清楚了。现在宣布指挥部第一号调度令。”

他调出动态部署图：“第一，检测资源统一调度。今日中午十二点前，重新部署四省八十九台移动检测车。分配方案基于三个指标：每十万人口确诊数、传播风险系数、医疗挤兑指数。”

大屏幕上，三张曲线图同时展开，复杂的数学模型在后台运行，最终生成分配方案：江夏省获配二十一台，河洛省十七台，潇湘省十五台，皖江省十二台，剩余二十四台作为机动力量。

“等一下。”吴启明举起手，动作标准得像在课堂提问，“林副总指挥，我想了解这个模型的权重设置。潇湘省的经济体量占四省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四，模型中是否考虑了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成本系数？”

这个问题很专业，也很尖锐。屏幕上，徐振江眉头紧锁，王志农若有所思，赵立文则开始记录。

“模型中的‘社会经济影响因子’权重为百分之十五。”林枫调出参数页面，“具体计算方式是根据各地产业结构、就业人口密度、产业链关键度等十二个二级指标综合测算。结果显示，虽然潇湘省经济总量大，但江夏省的‘单位病例经济损失系数’更高——因为江夏的制造业集中度更高，一个园区停工可能波及整条产业链。”

他切换到详细数据：“以汽车产业为例，江夏省一个零部件企业停产，会影响全国六家整车厂；而潇湘省受影响的主要是工程机械和食品加工，产业链相对闭环。这就是为什么江夏获得更多检测资源——早一分钟发现疫情，就可能避免一个产业集群的停工。”

吴启明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沉默了五秒钟。这五秒里，能听到他那边轻微的键盘敲击声——显然在验算。

“数据我看到了。”他终于开口，“但模型是否考虑了心理预期因素？长株潭地区已经连续三天出现股市异常波动，投资者信心正在流失。这个隐形损失，如何量化？”

这个问题问到了疫情防控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如何平衡有形损失与无形损失。

林枫没有回避：“吴省长提的问题很关键。指挥部配套制定了《重点企业疫情防控与生产保障特别方案》，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闭环生产管理’——员工住厂区、定期检测、物资专供。首批名单今天下午公布，潇湘省有三十七家企业入选。”

他调出方案预览：“但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建立通过验收的内部防控体系。如果因为企业防控不到位导致疫情扩散，不仅要停工，企业负责人还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底线，必须明确。”

吴启明缓缓靠回椅背，脸上第一次露出近似笑容的表情：“有方案就好办。我下午就召集这三十七家企业开会。”

“第二，医疗力量区域协同。”林枫切换画面，“建立‘循环支援机制’：江夏重症救治能力强，接收河洛部分重症患者；潇湘呼吸科专家多，支援皖江；河洛、皖江抽调人力补充潇湘社区筛查。今天下午，三支国家级医疗队将抵达淮州，作为机动力量。”

王志农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但我们那些危重病人，转运路上会不会有风险？”

“点对点负压救护车转运，每车配一医一护，沿途开辟绿色通道。”林枫调出详细的转运路线图，“接收医院会预留专用病区，实现‘车到即接、无缝衔接’。王书记，你们省第一批转运名单，今天下午三点前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