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水渠！可听说京城要派人来拆水渠，这可怎么好啊？”

王安石抚摸着冰凉的渠壁，上面还留着当年施工的凿痕。“别担心，”他声音沙哑，“水渠能浇田，能救命，谁也拆不了。”

可没过几天，拆渠的官差就来了。他们带着锄头铁锹，在水渠边搭起帐篷，扬言要“恢复旧貌，清除新法余毒”。农民们拿着农具围住官差，双方僵持不下，差点动起手来。

王安石闻讯赶来时，官差正指挥人挖渠堤。第一锄下去，清水立刻从缺口涌出，浸湿了官差的靴子。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官差骂道：“你们这群糊涂虫！这水渠救了多少百姓，你们说拆就拆？”

官差认出是他，虽有忌惮，却还是硬着头皮说：“王相公，这是朝廷的命令，司马光大人亲笔批示的。”

“朝廷？”王安石冷笑，“朝廷是让你们造福百姓，不是让你们毁了百姓的活路！”他转身对农民们说，“把工具夺过来，谁敢拆渠，就往我身上砸！”

农民们纷纷响应，官差见势不妙，灰溜溜地带着人走了。

夕阳下，王安石站在水渠边，看着潺潺流水，背影在红叶映衬下显得格外孤寂。

第七章 病榻上的新法余温

元佑七年的冬天来得早，江宁府飘起了小雪。王安石躺在病榻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却还是觉得冷。窗外的梅花顶着积雪开了，暗香透过窗缝飘进来，带着清冽的气息。

“相公，京城又来人了。”老仆端着药碗进来，身后跟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是苏轼派来的家仆。

年轻人跪在床前，递上一封信：“我家主人说，新党在京城复起，要恢复新法，特意来请教相公的意思。”

王安石让老仆拆开信，苏轼的字迹依旧有力，却透着几分沧桑。信里说哲宗亲政后重用新党，章惇、曾布等人主张全面恢复新法，但执行方式比当年更激进，恳请王安石提点一二。

他咳嗽着让老仆取来纸笔，颤抖着写下几行字：“新法本为利民，勿学旧党全盘否定，亦戒新党激进冒进，因地制宜，方为正道。”写完这几句，他再也没力气，笔从手中滑落。

年轻人拿着回信匆匆离去，王安石望着窗外的飞雪，陷入了回忆。他想起第一次见神宗皇帝时的激动，想起推行新法时的意气风发，想起与司马光在朝堂上的争论，想起那些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如今都已散落天涯。

除夕夜，钟山脚下的农户们提着年货来看他。李老汉带来新酿的米酒，村妇们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草庐里顿时热闹起来。

“相公，您尝尝这饺子，用新收的麦子做的面。”李老汉把碗递到床前，“要不是当年修的水渠，今年冬天哪有这么好的收成。”

王安石吃了个饺子，麦香混着肉香在嘴里散开。他看着满屋子的百姓，个个脸上带着感激，忽然觉得半生的委屈都值了。

“水渠……还在吗？”他轻声问。

“在！”众人异口同声，“我们轮流看守，谁也拆不了！”

“那就好……那就好……”他笑着点头，眼角有泪滑落。

正月里，王安石的病情越来越重。弥留之际，他让老仆把所有新法条文搬到床前，一页页翻看。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纸上，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字句，此刻都变得温柔起来。

“相公，章惇大人派人来了，说新法已经全面恢复，让您放心。”老仆在他耳边轻声说。

王安石没有睁眼，只是微微点头。他知道，新法就像这钟山的梅花，即便被风雪摧残，春天到了依旧会盛开，只是盛开的模样，或许早已不是他最初设想的样子。

临终前，他指着窗外的梅花，对老仆说：“把……把那些条文……烧了吧……”

老仆含泪点头，在炉中点燃了那些泛黄的纸页。

火光跳跃中，王安石的目光渐渐涣散，嘴角却带着一丝笑意。

第八章 千年功过的无字碑

绍圣元年的春天，汴京的新法旧党之争仍在继续。章惇推行的新法比王安石当年更激进，引发的争议也更大。苏轼因反对激进政策再次被贬，这一次，他被贬到了更远的海南。

而在江宁钟山，王安石的墓前多了块无字碑。老仆守在墓旁，看着往来的行人，有人对着墓碑鞠躬，说他是富国强兵的功臣；有人对着墓碑唾骂，说他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清明时节，李老汉带着村民来扫墓，带来新收的麦子和自酿的米酒。“相公，您看这麦子多好，都是托您的福。”他把米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