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一拍桌子，画掉在地上，“公主是皇家的女儿，被他打得遍体鳞伤，整日以泪洗面，这叫小事？苏轼，你是不是被王诜的才情迷昏了头？你忘了你自己说过的话，忘了要刚正不阿吗？”

苏轼低着头，没说话，心里却不认同高太后的话——在他眼里，才情比什么都重要，王诜不过是打了几次公主，又不是什么大罪，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

高太后看着他，心里满是失望：“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人，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分是非。你回去吧，以后别再跟王诜走得太近，也别再帮着他说话了。”

苏轼躬身退了出去，心里却没把高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回去后，他依旧跟王诜来往，还经常去驸马府喝酒，跟王诜聊诗聊画，对赵浅予的处境，依旧视而不见。

元丰二年七月，“乌台诗案”爆发。有人弹劾苏轼，说他的诗里有讽刺朝廷的意思，宋神宗下令，把苏轼抓起来，打入天牢，听候发落。

消息传到驸马府，王诜正在跟柳氏喝酒。柳氏慌了：“夫君，苏大人被抓了，咱们要不要想办法救他啊？”

王诜喝了口酒，冷笑一声：“救他？我为什么要救他？他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他被抓是因为讽刺朝廷，我要是救他，说不定还会连累自己。”

说完，他继续喝酒，仿佛苏轼不是他的好友，只是一个陌生人。

而此时的苏轼，在天牢里，还想着王诜会来救他。他想起自己以前跟王诜的交情，想起自己为他的画题诗，把他夸上天，觉得王诜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

可他等了一天又一天，直到被贬到黄州，也没等到王诜的一句问候，更别说救他了。

苏轼到了黄州后，住在东坡的一间茅屋里，生活过得很清贫。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了从汴京来的一个老朋友，才从朋友嘴里得知，他被抓后，王诜不仅没救他，还跟人说，早就跟他断了交情，他的事跟自己没关系。

朋友还说，王诜在他被抓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赵浅予，有一次，竟然把赵浅予打得晕了过去，还是高太后派人去驸马府，才把赵浅予救回皇宫。

苏轼坐在茅屋里，手里拿着那支王诜送他的玉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他想起以前去驸马府，看到赵浅予身上的伤，看到春杏的求助，想起高太后的质问，才突然明白，自己当初有多糊涂——他因为跟王诜志趣相投，就忽略了王诜的恶行，帮着他颠倒黑白，不仅害了赵浅予，也让自己落得这样的下场。

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早就看不惯王诜的所作所为，刚掌权，就下旨，废除王诜的驸马身份，把他贬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小妾柳氏也被赶出驸马府，卖入娼门。

赵浅予终于摆脱了王诜，回到了皇宫。高太后心疼她，让她住在自己身边，还请了最好的太医给她调理身体。慢慢的，赵浅予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身上的伤也渐渐好了，只是偶尔想起在驸马府的日子，还是会忍不住发抖。

消息传到黄州，苏轼正在东坡上种地。他放下手里的锄头，站在田埂上，望着汴京的方向，沉默了很久。后来，他写了一首词，词里有一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没人知道，这句词里，藏着他对过去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分是非，悔恨自己帮着王诜欺负公主，悔恨自己错信了人。

元佑元年，苏轼被召回汴京，任中书舍人。他回到汴京后，再也没见过王诜，也没再提过王诜的名字，更没再为他写过一句诗，画过一幅画。

有一次，文人雅士们在茶馆里聚会，有人提起王诜的《烟江叠嶂图》，还说苏轼当初为这幅画题的诗，真是绝了。苏轼听了，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说话，脸色却沉了下来。

旁边的黄庭坚（苏轼弟子）看出了他的不对劲，聚会结束后，问他：“先生，您怎么了？提到王驸马的画，您怎么不高兴了？”

苏轼叹了口气，说：“以前，我只看重他的才情，却忽略了他的人品。他家暴公主，出轨小妾，是个十足的恶人，我却因为跟他志趣相投，帮着他颠倒黑白，把他夸上天，现在想来，真是羞愧。”

黄庭坚愣了一下，没想到苏轼会这么说。

苏轼继续说：“才情再高，人品不好，也成不了好人。以前我不懂这个道理，现在懂了，却已经晚了。以后，你交朋友，一定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