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连‘非升即走’的考核都过不了，谈什么学术理想？”

    “我读博时的导师，花了五年时间研究一个古生物猜想，虽然只发了一篇中文综述，但解决了领域内的一个难题。” 陈铭望着远处的图书馆，眼神里满是向往，“可现在没人愿意做这种事了。评价体系只看量化指标，影响因子成了指挥棒，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没人愿意做重复实验，没人愿意啃硬骨头，因为这些都‘不划算’。”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条学术新闻给林舟看：某高校一位教授，一年发表了 12 篇 SCI 论文，平均每月一篇，可其中 10 篇都是跟风热点的 “灌水” 之后，核心数据毫无创新。“绩效社会最残酷的地方，就是让失败者自责。” 陈铭的声音低沉下来，“你发不了高分论文，不是评价体系有问题，而是你不够努力；你申不到基金，不是评审不公，而是你的‘本子’不够漂亮。我们都在被系统规训，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林舟突然想起前几天和师哥的对话。师哥为了毕业，曾犹豫要不要花钱买一篇 5 分区的论文，中介给他发的价目表上，3 分期刊 2 万元，5 分期刊 5 万元，包括再加 30% 风险金。师哥说他鄙视造假，可导师的要求是 “无 SCI 不得毕业”，而实验室的仪器排队到明年。那时林舟还劝师哥再等等，可现在他才明白，在这套绩效至上的体系里，造假有时成了一种 “理性选择”，一种无奈的自我异化。

    上午十点，林舟去图书馆查资料，意外撞见了正在整理书籍的李建明老教授。老教授面前摆着一摞旧期刊，其中一本 1995 年的《学术研究》上，刊登着陈铭导师的论文，标题是《论知识的公共性》。

    “小林啊，你看看这篇论文，”老教授感慨地说道，“当年陈老师可是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亲自去做田野调查啊！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写出了这三万字的论文。”说着，老教授用手指了指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仿佛那上面的每一行字都承载着陈老师的心血。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老教授继续说道，“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影响因子这个说法，大家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完全是看它的学术价值。学者们做研究，纯粹是为了探索真理，而不是为了什么绩效或者其他的东西。”

    林舟好奇地翻开了那本期刊，一眼就看到了论文的署名——只有陈铭导师一个人的名字。他接着往下看，在引言部分，陈铭导师写道：“学术的真谛，在于对未知的敬畏与探索，而非对指标的迎合。”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林舟的内心。

    林舟突然想起，在陈铭导师的办公室里，书架上也摆放着这本期刊。那本期刊的扉页上，有陈铭导师亲手题写的四个字——“守心致远”。然而，如今这四个字已经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仿佛它们也在默默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

    “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啊。”老教授无奈地叹了口气，“昨天我去参加系里的学术会议，那些年轻的教师们讨论的话题，根本就不是研究本身，而是怎么去蹭热点、怎么提高引用率、怎么申请更多的‘帽子’。学术研究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行为，而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有个刚留校的博士告诉我，他一年要写八份标书，改十几次申报材料，根本没时间静下心看文献。”

    正说着，图书馆的电视里播放着一则新闻：某企业与高校合作，引进一位 “杰青” 人才，企业获得了巨额税收减免，高校拿到了科研经费，双方皆大欢喜。老教授摇摇头：“你看，这就是全民共谋。企业爱‘帽子’，因为能换来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