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和改良织机，尽管效果甚微；他甚至模糊地提出，法兰克的律法和税收体系，或许可以参考东方那种“高效而集中”的模式进行某些调整。

这些举措在当时的法兰克看来，已是石破天惊。虽然阻力重重，收效也远谈不上显着，但一种重视实用知识、向往更高文明效率的思潮，却如同种子，被丕平强行播撒在了法兰克乃至欧罗巴的土地上。奥多报告中关于“另一种更高级文明形态”的描述，开始在少数精英阶层中悄悄流传，刺激着他们对自身现状的反思与对未来的想象。

南瞻洲关于地下穹隆、史前城市遗迹和疑似控制中心的详细报告，以及黑海方面关于与欧罗巴学者初步交流的总结，再次同时送达长安。

李琰仔细阅读了南瞻洲的报告，久久不语。即便是以他超越时代的见识，也被这发现深深触动。他下令将报告核心内容在极小范围内通报，并严令封锁消息。

“此非仅南瞻一洲之事，更关乎天下万民之起源认知。”他对重臣们肃然道，“着令周允，暂停大规模发掘，以保护、记录、研究为主。所有发现，列为帝国最高机密。另，命司天监、将作监、翰林院联合成立‘古遗研析司’，专司此事，直接对朕负责。”

而对于黑海的学术交流，他的批复依旧简洁：“彼西人学者，既慕华风，可许其有限度抄录非禁书籍，观摩百工之艺。然需严加看管，不得使其窥探军国要务。彼之学问，若能补我之微瑕，亦为美事。”

帝国的反应，清晰地划分了内外轻重。南瞻洲的发现，被提升到了关乎文明根本的战略高度；而欧罗巴的学者，则被置于“文化交流，以我为主”的框架之下。门后的世界，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重塑着帝国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而学者的对话，则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其激起的涟漪，终将在遥远的未来，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力量。探索与对话，都在以自己的节奏，悄然改变着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