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提问，第二句是那个匿名的警告。

两句话并排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心碎的画面：一个孩子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却被另一只更小的手因为恐惧而拍了回去。

赵子轩的眼眶瞬间红了。

他想起了四年前，他和林枫、张野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地下室里，一遍遍地争论，一遍遍地修改《地下教材》的初稿，他们以为自己的声音只是投向深渊的石子，激不起半点回响。

“原来……”他用指尖摩挲着那行字，声音几不可闻，却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原来我们吵闹的四年，真有人听见了。”

这份迟来的回响，成了最猛烈的催化剂。

当晚，赵子轩找到了林枫，将那张纸条拍在了404寝室的书桌上。

林枫沉默地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神亮得惊人：“不能再用《地下教材》的模式了，它太重，太容易被截断。我们要把它拆开。”

“拆开？”

“对，拆解成最锋利的碎片。”林枫抓过一张草稿纸，在上面飞快地写着，“做成‘问题卡片’。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加班没有加班费？”

“为什么投诉电话总是被转回被投诉的原单位？”

“为什么孩子被教导不能问课本以外的事情？”

赵子轩瞬间明白了。

这不再是体系化的论述，而是一根根无法拔除的刺，直指人心最柔软、最困惑的地方。

两人说干就干，连夜设计、排版。

五百张卡片在宿舍那台老旧的打印机里，伴随着吱吱呀呀的抗议声，一张张吐了出来。

它们被塞进免费考研资料的透明袋里，被夹在社区便民通知单的缝隙中，甚至被粘在了外卖包装袋最不起眼的一角。

第二天清晨，社区里负责巡查的老刘叔在楼下的通知栏里发现了这些卡片。

他拿起一张，昏花的老眼凑得很近，看清了上面的问题。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把这些散落的卡片小心地收集起来，找到了正在派发传单的林枫他们。

“这活儿，我能干。”老刘叔的声音沙哑而坚定，“我每天巡查三百多户，走街串巷，比你们快，也比你们安全。”

有了老刘叔这个意想不到的助力，问题卡片像蒲公英的种子，一夜之间飘散进了社区的各个角落。

效果立竿见影。

李会长很快就发现，辖区内那些他口中的“异常言论”和“负面情绪”非但没有因为之前的压制而减少，反而以一种更隐蔽、更具传染性的方式在蔓延。

他顺藤摸瓜，最终在一个社区通知栏的金属框边角，发现了一张没贴牢的小纸片。

他气冲冲地找到了正在巡逻的老刘叔，将那张纸条摔在他面前：“老刘！我让你宣传防火防盗，你给我贴的这是什么！”

老刘叔停下脚步，表情平静得像一潭古井。

他看了一眼那张纸条，又看了一眼气急败坏的李会长，缓缓说道：“李会长，防火防盗的标语，我一张不落地都贴完了。这些，是我个人觉得需要额外提醒大家的。”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防火，防盗，也该防一防那份不敢说话的恐惧。”

李会长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最终只能黑着脸，收缴了老刘叔身上剩下的所有卡片。

那天深夜，李会长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那些被他视为“精神污染”的卡片。

大多数问题都让他觉得刁钻而尖锐，直到他看到其中一张。

那张卡片上的字迹娟秀，显然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上面写着：“我好几次想问我丈夫‘你累不累’，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怕他觉得我太负能量，给他添堵。”

李会长的手指猛地一抖，那张薄薄的卡片仿佛有千斤重。

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那个总是默默为他准备好饭菜和热茶，却越来越少与他交谈的女人。

她是不是，也曾有过同样的念头？

他是不是，也曾用沉默和不耐烦，亲手关上了那扇通往内心的门？

就在李会长彻夜难眠时，林枫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来自张野的加密消息。

网络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扩张：全国已有47个校园节点，12个务工子弟学校接入了“问题卡片”的分发网络。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某地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竟然将这些卡片巧妙地改编成了课堂上的“思辨练习”，让学生匿名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