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椅上，听着下面此起彼伏的争吵，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按着额头长叹一声：“朕看这紫宸殿，不如改名叫‘菜市场’得了！吵够了没有？！”可他话音刚落，两党又为“谁先闭嘴”吵了起来，气得文宗抓起案头的玉如意就往地上砸，摔得粉碎，也没能让这闹剧停下。

更荒唐的是，无论国家出台什么政策，两党都得先看是谁提的——只要是对方阵营的主张，哪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非得鸡蛋里挑骨头。李德裕看出藩镇割据已成心腹大患，主张“渐削兵权，改派文臣任刺史”，刚把奏折递上去，牛僧孺就带着一群官员反对：“藩镇将士多是安史旧部，性子刚烈，太严苛必激起叛乱，不如暂且安抚！”

等牛僧孺见百姓赋税太重，提议“减免江淮秋税，以安民心”，李德裕又立刻跳出来反驳：“如今西北边防吃紧，神策军军饷都快发不出来了，国库空虚，拿什么减免？这是只顾眼前，不顾边防！”

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今天牛党把李党官员贬到岭南，明天李党就把牛党门生流放到荒漠；牛僧孺当宰相时，把李德裕主持的边防工事全拆了，说“浪费钱粮”；李德裕复起后，又把牛僧孺推行的减税政策全废了，骂“妇人之仁”。可谁也没真正想过，怎么才能堵住藩镇的窟窿，怎么才能拔掉宦官的毒刺，怎么才能让流离的百姓回到家园。

有回黄河决堤，灾民涌入长安，唐文宗急得彻夜难眠，召两党大臣议事。李德裕说“应派禁军筑堤，再调粮草赈灾”，牛僧孺立刻反驳“禁军是拱卫皇宫的，岂能轻动？”两人又吵了半天，最后竟忘了讨论赈灾方案，只定下“各打五十大板”——派一半禁军去筑堤，发一半粮草去赈灾，结果堤没筑好，粮也不够分，灾民在城外饿死了一大片。

唐文宗晚年对着宰相周墀叹气：“朕问你们，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周墀低着头不敢答，文宗自己苦笑：“怕是等不到了。牛李两党像两块巨石，压得朝廷喘不过气，宦官和藩镇再在外头推一把，这大唐……”他没说下去，只是望着窗外飘落的秋叶，眼神里满是绝望。

这场持续四十年的党争，就像一场漫长的内耗，把朝廷的元气一点点耗尽。牛僧孺和李德裕斗到最后，一个被贬死在循州，一个流放崖州郁郁而终，可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却再也没人能收拾。长安城的晨钟暮鼓依旧，只是钟声里多了几分末世的悲凉——当文官忙着内斗，宦官忙着专权，藩镇忙着割据，这大唐的气数，也差不多快尽了。

五、晚唐江湖：李商隐的情诗与黄巢的反诗

在这藩镇如狼、宦官似虎、党争成灾的晚唐，文人们的命运就像风中的残烛，明灭不定。李商隐的遭遇，最是道出了那代文人的困窘。他本是牛党元老令狐楚的门生，靠着令狐家的举荐才崭露头角，可后来偏偏娶了李党核心人物王茂元的女儿。这桩婚事，成了他一生的枷锁。

牛党那边骂他“忘恩负义”，说他借着令狐家的梯子爬上墙，转头就投靠了对头；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更是恨他入骨，在朝堂上见了面，连眼皮都懒得抬。可李党也没把他当自家人，总觉得他是“牛党余孽”，处处提防。有回李商隐想给牛党旧友写封慰问信，墨迹刚干，就有李党官员在背后嚼舌根：“看看，这小子果然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

他夹在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想做学问，党争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想当官，两边都把他当异类排挤。苦闷到了极致，只能往诗里钻。他写“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琴柱上绕的哪是丝线，分明是剪不断的愁绪；他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看似说的是逝去的爱情，可那“惘然”二字，藏着多少对人生进退两难的无奈？

有年深秋，李商隐在洛阳的酒肆里喝得酩酊大醉，拉住朋友杜牧的手，哭得像个孩子：“牧之，你说我写了一辈子诗，句句都想写明白人心世道，可到头来，连自己脚下的路都走不明白！这世道，容不下一句真心话，容不下一个想站着做人的文人啊！”杜牧看着他鬓边早生的白发，只能端起酒杯，陪着他一饮而尽——这杯酒里，有同病相怜的苦，更有对乱世的无力。

与李商隐的愁肠百结不同，濮州的盐贩子黄巢，正攥着拳头在江湖上瞪大眼睛。这人本是读过书的，几次赶考都名落孙山，不是文章不好，是考官眼里只有党争派系，哪看得上他这个没背景的草莽？最后一次落榜，他走出长安朱雀门，望着那高高的宫墙，突然觉得满肚子的愤懑要炸开。回到客栈，挥笔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