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煮沸后方可饮用。

三、 工部即刻征调附近州县工匠，赶制简易窝棚，以御风寒。发放物资需军兵维持秩序，按户登记，定时定量发放，严防哄抢与贪污克扣。

四、 令陕西巡抚、巡按御史严查趁灾打劫、囤积居奇者，抓到首恶，可就地正法，以儆效尤。稳定秩序为第一要务。

五、 遣专官勘察河道、山体，若有溃决滑坡之险，立即组织人力疏导或预警迁移百姓，勿吝小费而酿大祸。

条条框框，直指要害，将灾后最致命的问题——瘟疫、秩序崩溃、二次灾害——全部纳入掌控，并且责任到人，赏罚分明。

这份奏疏在内阁和部堂间传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有人暗赞其周详果断，切中时弊；也有人暗自嘀咕，觉得陈恪一个勋贵武臣，手伸得太长，过于越俎代庖。

然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

就连一向讲究程序、不喜武臣干政的徐阶，在反复权衡后，也不得不承认，陈恪此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系统、最有效的方案。

加之皇帝在精舍内览后，亦朱批“甚合朕意，着即照此办理”，内阁遂迅速票拟，各部雷厉风行，这套前所未有的《赈灾纲要》被加急发往陕西及周边各省。

举措推行之初，阻力不小。地方官吏懒散，军兵畏难，灾民恐慌。

但朝廷严旨一道道催逼，加之陈恪通过兵部与自己的旧部关系，暗中推动执行，纲要还是被强行贯彻下去。

效果是显着的。

大规模尸骸被及时清理焚烧，瘟疫的苗头被强行扼杀在萌芽状态；军队的介入确保了秩序和物资发放，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骚乱；对地质灾害的预警和疏导，也挽救了许多边缘地区的生灵。

虽然灾难的创伤依旧深重，但最可怕的连锁反应终于被遏制住了。

陕西惨剧，终于没有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消息传回京师，朝野上下，许多人对那位看似一直“蛰伏”在火药局的靖海伯，不由得再生几分刮目相看之感。

此人之才，似乎远不止于兵事与奇巧。

然而，陈恪本人却对此殊荣淡然处之。

陕西奏报瘟疫得控、秩序稍安的那日，他只是在书房对着西北方向，独自敬了三杯酒，一杯敬天地，一杯祭亡魂，一杯……敬这艰难求存的人世间。

随后，便又埋首于他的图纸与文书之中。

他的目光，从未仅仅停留在某一处的灾难或胜利上。

很快，东南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俞大猷与戚继光联名上奏，经过数月艰苦清剿，已基本扫平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大股倭寇残余，尤其是一举端掉了盘踞在舟山群岛深处的一伙极为顽固凶悍的倭寇老巢，斩首俘获无数。

捷报至京，“俞龙戚虎”的威名彻底响彻朝野，成为东南海疆的定海神针。兵部据此议功，嘉靖帝龙心大悦，厚赏诸将。

唯有俞、戚二人在私人信函中，对陈恪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若非陈恪当年力主练兵、鼎力支持新军、提供改良军械，并在朝中为他们抵挡明枪暗箭，他们绝无可能如此顺利建功。他们心中，早已将陈恪视为可托付生死的挚友与支柱。

陈恪收到信，只是微微一笑，回信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巩固海防，并提醒他们注意倭寇来源，根子不在海上，而在陆上贪官豪绅与之勾结，需从长计议。

他深知，这支在他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能征善战的新军，以及这两位对他心怀感激的统帅，将是未来推行他心中蓝图时，不可或缺的坚强后盾与利剑。

但他此刻，绝不能流露出丝毫掌控这支力量的野心。

几乎与此同时，北疆也传来了好消息。

灵璧侯之子汤允谦与阳武侯之子薛承武，这两位被陈恪当年一力举荐、深入草原执行“以胡制胡”策略的年轻勋贵，不负众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他们率领的精干骑兵，依仗陈恪提供的精良骑铳与灵活战术，并不与草原大部硬碰硬，而是如同幽灵般游弋，时而打击与俺答汗残余势力勾结紧密的部落，时而突袭其粮草马场，时而又对一些弱小部落施以恩惠，提供保护，甚至默许其用牛羊皮毛与明军交换盐铁药品。

这种分化策略极其成功。

草原上本就存在的矛盾被迅速放大、激化。

强大的部落指责那些与明人往来的小部落是“叛徒”、“蒙奸”，而小部落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