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旨在先灭“国贼”，再图恢复。然而，左懋第被扣押，多尔衮那封倨傲无礼、野心毕露的信函，以及戚睿涵展示的清军残暴证据和那血淋淋的预言，都像一盆盆夹着冰碴的冷水，接连浇醒了他的一部分幻想。他痛苦地意识到，清虏的威胁，其野蛮性、欺骗性和终极目的，或许远比他自己想象的更为急迫、更为致命。一旦让清虏占据中原，以其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和赤裸裸的侵略性，大明这仅存的半壁江山，真的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偏安百年吗？太祖皇帝当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誓言犹在耳边回荡……

史可法抬起头，目光极其复杂地看向戚睿涵。这个年轻的大顺使者，来历蹊跷，言行大胆，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他所陈述的关于清虏的威胁，却与眼前发生的残酷变故丝丝入扣，相互印证，让人无法全然忽视，更无法轻易斥之为危言耸听。他必须面对这个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

他沉声开口，声音带着疲惫与深深的矛盾：“戚……使者，你口口声声说联顺抗清，陈清虏之害，言之凿凿。然，你主李自成，逼死先帝，倾覆我北京宗庙，与我朝有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仇，深似海，重如山，又当如何？岂是一句‘联合’便可轻轻揭过？”

终于来了，戚睿涵心中凛然，他知道史可法问到了最核心的障碍，也是他此行最难逾越的鸿沟。他不能，也绝无权力代表李自成去承诺放弃仇恨，那既不现实，也绝非他所能及。他只能从更高的层面，从历史的大局观和生存的紧迫性出发，试图化解这看似无解的仇怨。

他深吸一口气，迎向史可法那审视而沉重的目光，语气变得异常诚恳，甚至带着一种超越个人立场的悲悯：

“史阁部，”他拱手一礼，姿态放得很低，“在下深知，君父之仇，社稷之恨，铭心刻骨，天地共鉴。此仇此恨，非言语所能轻易化解，亦非在下区区一个使者所能置喙。”

他话锋一转，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清晰：“然而，请阁部暂且压制悲痛，细思量：逼死崇祯皇帝，固然是李闯王陛下大军攻入北京所致，但其根源，又何尝不是明朝积弊数十年之总爆发？是天灾人祸，是吏治腐败，是民不聊生，是无数活不下去的饥民之怒汇聚成的滔天洪流。李闯王陛下，彼时代表的是这股求活的洪流；而关外清虏，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外族入侵，是文明之敌。其意在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毁我华夏文明之根基。此乃华夷之辨，是种族存续之争，是文明绝续之战！”

他的话语如同钟磬，在堂内回响：“内部之争，纵有血海深仇，终究是兄弟阋墙，肉烂在锅里；而外族入侵，则是亡国灭种之祸，是神州陆沉、衣冠沦丧的万劫不复。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史阁部您熟读史书，通晓古今之变，当比在下这后学晚辈更清楚，更能明辨啊！”

他顿了顿，仔细观察着史可法的反应，见其紧蹙的眉头微微一动，并未立刻出声反驳，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一些作用，便继续引经据典，试图用对方熟悉的历史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昔日，三国鼎立，蜀汉与东吴有荆州之恨、关羽之殇，更有彝陵之仇，先主刘备兴兵七十万，可谓不共戴天，血海深仇莫过于此。然，诸葛亮秉政之后，为何立刻遣邓芝为使，出使东吴，重修旧好？无非是因北方曹魏势大，虎视眈眈，吴蜀若不能摒弃前嫌，联合自保，必为强魏所各个击破，届时国破家亡，又何谈复仇雪恨？诸葛武侯之高瞻远瞩，正在于此。”

他的目光扫过马士英，最后又回到史可法身上，语气愈发沉痛而激昂：“今日之势，何其相似，甚至更为严峻。大顺与南明，纵然有仇，亦是汉家内部之事，是朱氏与李氏之争。而关外清虏，乃是比当年曹魏更具威胁、更残忍暴虐、文明程度截然不同之死敌。他们不仅要土地，更要毁灭我们的文明印记！若因内部私仇，而放任外敌入侵，坐视其屠戮我同胞，毁我衣冠，致使神州陆沉，华夏文明之火黯淡乃至熄灭，我等今日在堂诸公，岂不都成了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届时，我等又有何面目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去见华夏历代的先贤圣哲？百年之后，史笔如铁，又会如何评判我等今日之抉择？”

这一番话，戚睿涵说得掷地有声，情理交融。他将内部阶级矛盾与外部民族矛盾清晰地剥离开来，并抬出了“华夷之辨”和“文明存续”的大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深深触动了史可法这类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士大夫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感。

就在史可法陷入沉思，面露挣扎之际，一直静立旁